阐释学和古诗词阅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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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和古诗词阅读的联系

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基本是在不自学状态下以两种不同的思路面对特定的文学作品的。这两种不同的思路或者说模式，就是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研究模式早已存在，只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提出共时语言学研究之后才被借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成为人们非常清晰地意识得到的两种研究模式。

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

2001年，受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周裕锴前往日本大阪大学做了两年客座研究员。在此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西方阐释学的两本重要著作——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和赫斯的《解释的有效性》，深受其益。再加上此前对此领域的多年思索积累，他写成了一本《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周裕锴依次讨论了先秦诸子论道辩名、两汉诸儒宗经正纬、魏晋名士谈玄辨理、隋唐高僧译经讲义、两宋文人谈禅说诗、元明才子批诗评文、清代学者探微索隐，试图从多个角度去摸索古人“理解”的实际。 与此同时，周裕锴还以“中国文学阐释学”之名，给中文系博士生开课。他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上，用细致的文本解读和阐释举例，把《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没有展开的部分，讲得更透彻。这门课上了10多年，效果很好。讲义精华成果被整理成书《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2020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本书的基础是课






堂讲义，读起来会感觉比一般研究性论著语言较为生动鲜活，思想火花跃然纸上，深受年轻读者喜爱，在豆瓣上有很高的分数。

运用阐释学系受钱锺书、张隆溪启发

周裕锴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这一体裁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文章或其他文体的阐释。对此他解释说，首先是因为他对诗歌文献比较熟悉，准备较为充分：之前写《宋代诗学通论》抄了上千张卡片，通读了宋代的集部，写《中国禅宗与诗歌》时，也通读过《全唐诗》。《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苕溪渔隐丛话》《宋诗话辑佚》《诗薮》《唐音癸签》《清诗话》《清诗话续编》都在案头手边。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他看来，在中国古代，文章是不太需要阐释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的诗学或者古代诗歌评论不同，周裕锴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中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直接去解释一首诗是写什么的，什么背景下写的，而是运用阐释学这个哲学工具，来梳理中国古代诗歌的解读史，是对诗歌解释史的一种再审视、梳理和分析。这样就将文学阐释的观念、方法与诗歌的注释形式、文集的编纂方式结合起来考察，从中见出某种共同的“阐释学眼光”。也正是如此，在周裕锴的书中我们不光能看到诗歌、诗歌的意思，更能看到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人、当下的人解读诗歌意思的变迁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中的反思。

“阐释学”也叫“释义学”“解释学”“诠释学”，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阐释学”一词的词根来自古希腊语，意为“神之消息”。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






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 读过去某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周裕锴感慨常有不满足感。他认为，对待古人，我们不光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创作实践里做了什么。其实，所谓“古代的文学理论”往往因承载它的文体之异而有等级之别，比如正式的书序，难免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书信、诗话里的“文学理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些批评史著作只管从古代文论里抽取概念，却不注意分析它们的历史背景、思想资源、针对的文学现象以及出现的语境。综合以上种种思考，周裕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 周裕锴坦承这跟他受到钱锺书、张隆溪等人的启发有关，“上世纪80年代我念研究生时读到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非常喜欢钱先生比较文学式的方法，即立足中国文论的基础，借鉴西方相近的观点来做比较诠释。我后来写《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都有一点和西方作比较的思路。上世纪90年代，通过中国学者的阐释学著作，比如张隆溪先生的《道与逻各斯》，我接触到了阐释学理论，受到很大启发。张著有明确的比较视野，对西方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对中国文论相对引用较少。我当时想，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或许能有所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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