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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神会的研究初探
作者:王西亚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7期
王西亚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安顺561000)
摘要: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尤其突出了神会的地位。本文探讨了胡适对神会研究的起因、过程、结果及对以后的影响。
关键词:胡适;神会;禅宗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 2012) 07-0132-02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禅宗方面的研究“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发掘并肯定神会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与应有地位”,[1]本文对这一问题试作剖析。
一、胡适对神会的研究
(一)研究的缘由
神会和尚之所以引起胡适的注意,按照《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的说法,是由于胡适在1923和1924年间开始撰写禅宗史初稿时对过去的禅宗史产生了怀疑。按照传统的禅宗史,从释迦牟尼起,印度有二十八个祖师。释迦牟尼有一天在会场拈花,达迦依笑了一笑,禅宗就是这样开始的。由释迦牟尼传给达迦依,当传到菩提达摩时,就变成了中国禅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传话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还有七代佛,传世时也是一样有四句七言偈。菩提达摩到中国后,传给慧可,一直传到第五祖弘忍。当弘忍将要圆寂的时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来说:你们中真正懂得我意思的,可写个偈语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对了,就把我的法传给他,而且还要把祖师传法的袈裟给他。当时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墙壁上写了一偈,这时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和尚,听到别人念神秀的偈语,就说:我们的上座没有通,我通了,也做了一偈,请人写在墙上,老和尚一看就说也没有通。但到了半夜,把慧能叫来,把法和袈裟都传给了他,慧能就成为禅宗的第六祖。神秀后来到北方去,成为禅宗北宗;慧能在广州韶关一带传道,为禅宗的南宗。慧能后来的弟子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为青原行思,一为南岳怀让。后来的禅宗五大宗派,便是从怀让与行思二人传下来的。这个简单的禅宗史引起了胡适的怀疑:是否从印度二十八代一代代传下来,每一代到老的时候就写偈语、传法、传袈裟?是否几万年前的老佛祖传世时也做四句七言偈?慧能,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又怎能把他的教义在全国宣扬开来呢?于是胡适就搜集、整理、阅读文献,对禅学史进行了研究,在此过程中,一个名叫神会的和尚引起了胡适的极大兴趣。
(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1.对神会的发现
根据日本出版的东京版“大藏经”和“续藏经”,以及伦敦和巴黎图书馆的敦煌藏卷,和其它唐代遗留下来的有关文献的记录,胡适发现,神会的出现与他在河南滑台大云寺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旁,法门是渐”有关,时间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这次指责中,
他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当时神秀、普寂一派正是势焰熏天的时候,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曾下诏请神秀人京,当神秀到京时,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在706年他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神会举出许多证据攻击神秀一派,持续了二十多年,并且为人佩服。那时神秀已死,普寂、义福生前似乎不理会他,义福、普寂死后,他的徒子徒孙看神会说法很动人,就利用官府的力量,将神会贬逐南方。在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政府财政异常拮据,只好筹款应付,方式之一便是发放佛道二教的“度牒”,这简直是一种国家公债,这时神会已回到洛阳,政府为推销公债,因而借重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说会讲的老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推销,成绩甚佳。其后,肃宗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为神会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敕谥为“真宗大师”。在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召开会议,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充分考虑,承认神会为七祖,近而承认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大胜利。
2.神会的思想及当时能被人们接受的原因
从公元734年神会到滑台至其圆寂,神会一直为许多人所佩服,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与其思想密切相关。在《神会和尚遗集》和《六祖坛经》(胡适认为神会是作者而非慧能)中都包含了神会的思想,1934年,胡适在《中国禅学的发展》中把神会的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顿悟、定慧平等、无念、知、自然。在这五项中,尤其以“顿悟”和“无念”最为重要,因为“顿悟”是其革命旗帜,而“无念为宗”。
从上述神会和尚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会和尚所提供的是一种简单的不须坐禅的宗教,因此,他的思想正迎合了中国和尚要把印度禅简单化和中国化的要求,所以神会和尚才能在当时受到人们的佩服。“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八世纪到九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
3.神会在旧禅宗史中没有地位的原因
胡适在《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一文中指出:“其原因便是当南宗的地位最后被朝庭肯定为禅宗正统——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的正统——之后,显然一时弄得举世扰攘,所有和尚都要挤进来分一杯羹。……当他们得势之后,他们就改写历史,各以己支一脉相延是正统嫡传。日子久了,神会之名就被渐渐遗忘,甚至完全不提了。”胡适的这种说法,说明神会被遗忘是由于后来得势的和尚改写历史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神会被遗忘更是由于神会后人不能弘扬光大其法的结果,以至于埋没了这位不顾生死、为南方禅宗争得正统地位的和尚。
二、胡适对神会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禅宗的影响
通过胡适对禅宗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他改写了禅宗史。根据胡适的考证,禅宗史并不是像“拈花微笑”、“慧能作偈”那样简单,慧能六祖的地位并非是弘忍某日午夜秘传衣钵的结果,那是神会冒着生命危险同神秀、普寂一派长期斗争,并为唐朝做出重大贡献而被朝庭追封为七祖的结果。是先有神会,后有慧能,即先有学生,后有老师,是由于神会的功劳间接地使慧能被迫升为禅宗的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这就是佛教中的禅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这种考证对旧禅宗史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同时也使禅宗史更加公正。
(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的影响
1.存疑主义
正如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的:“疑古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正是由于这种疑古的思想,才使得胡适去搜集、整理那些文献,发现神会。若没有这种“存疑主义”,或许神会的发现还需一段时间。这种存疑主义对于现在来说,仍很需要,我们只有用怀疑的态度去做事,方能发现问题,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这种“存疑主义”不仅对于过去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现在来说仍需继承。
2.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种方法是西方实验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胡适在《我的歧路》中所指出的“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当胡适对禅宗史产生怀疑后,正是由于这一方法,才使得胡适并不是仅仅怀疑,而是从中国和日本的文献材料及巴黎、伦敦图书馆的敦煌材料中去找寻,正是这种“小心的求证”,才使得胡适确立了神会在禅宗中的地位。这种方法对于现在仍可应用,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创新的时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只有既胆大又心细,才能在工作中不出或少出错误,并有所突破,取得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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