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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博为例分析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互动
作者:崔颖
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3年第02期
【摘 要】媒介现实来源于社会现实,却不等同于社会现实。微博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其促进中国民主政治改善和监督政治权力的积极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忽视微博这个“框架”下呈现出来的媒介现实,所有关于微博的美好想象终将成为水中月 【关键词】媒介现实;框架;洞穴理论;微博 文章编号:1673-0380(2013)02 -0031-01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1]。在数学领域,六度分隔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微博就是这么奇妙,通过“@”这个符号,社会现实中的不同时空的人和事就能在微博空间内聚合在一起。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1966年共同撰写的《现实的社会构建》一书中将社会现实分为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主观现实三类,[2]而微博,这个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场域”,为我们构建出了一个与客观现实有所差异的媒介现实。 一、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概念中,媒介代替了人的眼、耳、鼻、舌,但是媒介转述的世界是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种媒介现实。《现实的社会构建》一书对社会现实分为三类:一是客观现实,即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间接的;二是媒介现实,人们希望通过媒介报道再现真实的客观世界,但是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三是受众现实,指人们通过不同媒介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媒介反映的是经过加工、重构的世界,对此我们可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比喻作为一个形象模型来理解媒介社会。
在比喻中,囚犯面前是一堵墙,背后燃烧着一堆火。在火光和囚犯之间有一条隆起的走道,沿着走道建有一道类似木偶戏表演屏幕一样的低墙。沿墙而走的人们带着各式高过墙头的工具和各种材料制成的雕像。这样,囚犯所能看见的也就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自身和背后东西的影子。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当有一个人解除束缚、转过头来,看到这些木偶和火光,才知道以前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些东西的影像。而当他逃出了洞穴,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他前此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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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囚犯”相当于受众;“墙壁上的影像”即媒体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根据所选择的现实而制作的向公众报道的内容;“走道”相当于媒介机构,其高低、宽窄,就是媒介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价值观念等;“表演木偶的人”相当于媒介人,而手中的雕像就是他们从现实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他们投影什么,怎么投影,决定了媒介报道的内容和报道的方式;“走道前面的围墙”相当于媒介与受众之间的隔阂;“走出洞穴的人”相当于媒介批评家。显然,与媒介现实相关的要素主要是“媒介”、“媒介人及其作品”、“受众”、“真实现实” 。人们通过媒介和它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来认识客观世界,这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现实和社会现实。 二、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互动
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影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为善服务”即媒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实现有效传播,并通过舆论监督和环境监测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另一种是“为恶服务”即媒体出于某种需要或隐瞒或传播不实甚至虚假信息,追求轰动效应,扰乱公众视听。
借用梵?迪克话语分析方法,随机抽取一些热点事件的报道样本,就不难发现,一些媒体在“命题”方面的习惯性做法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好坏、强弱、贫富、民官等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突出事件的矛盾框架,迎合并激发公众经验范围内的不满与愤恨,以实现传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而微博凭借其便捷、随时随地的自媒体特性,以燎原之势,通过充满主观色彩的事实呈现方式,使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更大的偏移。 (一)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形成网络暴政
通常,传统媒体对新闻的选用和报道,都会以符合自己传媒组织的立场和社会价值来把关。然而,自媒体时代的微博,是一种“滞后”把关,主要通过各大微博运营商设置审核程序,如关键词过滤等来进行[3]。由于网民个体差异明显,为了博人眼球,添枝加叶甚至凭空捏造事实等“客里空”手法在微博上屡见不鲜。不难想象,深受诟病的网络暴政现象在微博空间中仍然存在。
2012年11月20日,“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近260万次,评论达210万条。随着“63小时秒杀6名官员”媒体追逐和网友调侃的焦点转移到“12秒”、“雷政富名字解读”和调侃女主角赵红霞身上,不少网友称赞她是立了大功的“反腐英雄”,并编写了《赵红霞传》。在恶搞和嘲讽的同时,网众纷纷猜测着她的容貌、背景和身世,各种版本的照片谬种流传。很多媒体云集重庆,寻找这个神秘的女人和她的家人,使赵红霞不得不恳请媒体千万不要公开丈夫和孩子的照片。
(二)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形成媒介审判
微博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一旦微博上有关公共事件的意见和观点出现情绪化、非理性等消极倾向,由于微博的低门槛、用户层次参差不齐等特点加之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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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在网民心中的“缩水”,会使网民以偏概全,以充满偏见的态度和立场进行批评。从而形成“沉默的螺旋”,致使网络舆论给司法部门的决策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是草根网民对司法的干预和审判,最终形成新的“媒介审判”[4]。
药家鑫和小悦悦事件中那18名路人都成了微博暴力的受害者。微博上,对药家鑫是一片“喊杀声”,而那18名路人不仅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家庭、隐私也相继被曝光,对冷漠的反思逐渐演化为对路人的道德审判。 (三)话语权的数字鸿沟
麦克卢汉在1964年就提出:媒介即传播。就当前发展最为火爆的微博而言,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人们在网络空间的协商对话不受时空限制,也不因身份、地位、财富等因素而被干涉相互间的交流。
但这只能是一种理论假想。据加拿大一家Sysomos社会化媒体分析公司的统计,一项针对1150万个Twitter账户的研究表明,Twitter发布的86%的内容是由10%的注册账户发出的。可见,微博世界“话语权力” 仍然掌握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群、精英手中。[5]微博这种传媒先进技术发展的结果,甚至可能导致权力再分配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使话语权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著名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提出的“框架理论”,认为人们在接受和认识社会现实时,总会受到自身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的影响,从而无意中选择、强调或排除了某些信息。微博中这个“框架”下呈现出来的有偏移的媒介现实加上矛盾框架以及二元对立认知结构的长期浸淫,注定会使负面情绪广为弥散开来,引发社会阶层的对立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而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因此,了解微博媒介的传播特点,重视微博舆论场,因势利导地做好社会舆论引导,使微博在成为社会情绪“减压阀”的同时,也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现实“润滑剂”,无疑是微博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1-213. [2] [6]程曼丽.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互动.新闻与写作,2012.7 [3] 新闻人须提防“微博暴力”.青年记者,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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