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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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

权力问题一直是组织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权力在组织中往往通过“管理规定”这一基本要素体现出来。组织中的每一种规定，都代表着把一个人的选择强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把接受规定者的意识，改变成为一种与规定和规定者相一致的意识。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斗争，导致了组织传播中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问题的产生。因此，人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找到组织传播这个规定与被规定问题的的根源，通过改造行动，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能使追求更完美的人性成为可能的新环境会计期刊www.126lunwen.com/kjqk/。组织传播研究中的批判学派也就由此产生。组织传播研究的批判，意味着将组织中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提示出来；它也意味着调停，例如，为那些因为权力压迫而可能会处于组织传播中不利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对策。

一、批判学派及其主要观点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x），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先天失衡，而劳工最终将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相信，“批判”会由于揭露有关人类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而导致革命。他指出，我们目前必须完成的使命十分明显：对现状进行无情的批判，无情意味着批判无畏于其发现，其正像无畏于与权势之间的冲突。法兰克福大学的一群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的批判学派。福斯特指出：组织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为根基的，组织批判理论家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以一种调研的和批判的态度进行社会分析，以一种源于修正了的马克思式的分析观点，指导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假设和论点，都定位于并响应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间经历了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尔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渐发展起来。[1][2][3]它的理论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那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末完成性”。[4]因此，批判学派的学者们在广泛评述科学、文化、理性、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与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相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以推崇“事实”为名，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否定性”，从而导致了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二是注重批判。批判理论认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宗旨就是批判，既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批判现实中的各种文化、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批判既意味着对现存的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更意味着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三是强调综合性研究。批判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文学科已被四分五裂了，它根本无力全面完整地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改弦更张，采用整合的、交叉学科的方法来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批判学派采取激进的参考架构，将组织视为支配与主宰的权力所在。此外，这一学派把理论看作是能使个人从支配性的组织势力中解放出来的一股力量，并把理论家看作是在促使组织变革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人。他们相信，某些社会结构和过程会导致基本的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将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异化和政工期刊www.126lunwen.com/zgsfb/遭受压迫。因此，批判学派学者的作用在于探索和揭露这些失衡的现象，并且使被压迫团体


注意到这个现实。不管是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还是通过被压迫个人的觉醒，都有可能达到解放的目的。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当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后，为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会大唱挽歌，把批判理论推向绝境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在生活世界的传播行为中，蕴藏着拯救现代性的理性的力量。传播理性不仅能在与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的势力借助金钱和权力操控的媒体，向生活世界侵蚀和蔓延，而且还能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双向分析架构，为“晚期资本主义”把脉，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借助于释放传播理性的潜能才可以消除。

“传播行为”这一概念，是解析“传播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这部早期著作中，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但他认为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抓住这两种行为最一般的区别特征[5]。后来他将社会行为区分为“战略行为”和“传播行为”两大类型[5]。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对传播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他说：“传播行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这种行为模式设定，互电力论文发表www.126lunwen.com/dllwfabiao/动参与者可以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行为者，与世界之间三种关联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传播目标。撇开符号表达的完整性不谈，一个追求传播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也就是说，言语者要求其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

哈贝马斯所追求的真正合理的行动，可以通过去除传播中的各种约束而产生，控制就是其中一种经常在我们达成共识的尝试中，受到扭曲的一种约束。此外，不对称的传播也必定会产生扭曲。在社会生活中，正如同在个人内心的情况一样，这些扭曲在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之前，都是必须加以揭示的。因为哈贝马斯主张公开的和无约束的讨论，不受控制，坚持合宜而恰当的行动取向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任何等级的政治和再政治化决策过程当中体现这种传播，是使得像“理性化”等概念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最后，通过一种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过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的人类行动所需要的，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而恢复人的实践习惯。

哈贝马斯将他的哲学立场，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组织意义形成问题。第一，他指出，知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而是来自构成知识的技术、实践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个都框定着日常知识和以不同方式由社会探求产生的知识。第二，他的理论是作为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理性知识的强调，通过把一切知识问题历史论文发表www.126lunwen.com/lslwfabiao/简化为技术问题，否定了社会行为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其结果是形成对“专家”的崇拜。第三，他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学说，是在传播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表达了解放旨趣。传播能力使得个人通过自我反思，实现从客观化的政治条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这样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预测到。它提供了真理声言推理产生的语境。他认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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