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伯捉鬼》到底该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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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伯捉鬼》到底该怎么读

湖北省教研室 秦训刚

《宋定伯捉鬼》进入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以来，对其主题、人物及阅读价值的理解大体一致：这个故事“寄寓着人能战胜邪恶的思想”，“作品的主题显然是宣扬不怕鬼敢捉鬼制服鬼”，宋定伯是智勇兼备的“少年英雄形象”，“阅读此文，可以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均见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有关刊物的分析文章或教案亦云。）这样的解读，不能不令人疑惑。

认为《宋定伯捉鬼》“寄寓着人能战胜邪恶的思想”，那么宋定伯所捉之鬼就应该是“邪恶”的化身或者象征了，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鬼晚上初遇少年宋定伯，就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去向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也毫不怀疑对方诈称“我亦鬼”的欺诳行为。定伯身体有重量，涉水有声，都是“非鬼”的重大嫌疑，其谎言也有明显漏洞。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鬼不仅不加根究，而且将其核心机密——“畏忌人唾”也毫无戒心地吐露出来。尤其是在为“人”所算计，哀求呼告，为鬼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居然变成一只温顺的“羊”，任人处置。显而易见，读者面前的这只鬼形貌不恶，胸无机诈，诚实天真，与“人”为善。它的不幸遭遇和所担当的患难也正是其性情善良的明证。它不是《画皮》中的恶鬼，也不是金箍棒下的妖魔。所谓“邪恶”者，从何谈起？

既然如此，那位定伯小朋友为什么一定要“捉”，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来，“捉”的目的是“卖”。鬼透露要去市场时，定伯就下定了捉的决心。与鬼同行，不厌其诈，用心可谓良苦。卖了那只可怜的“羊”以后，“恐其变化”，“唾之”，把钱弄到手，这才满足的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则志怪有个结尾，选入课文时被删去了。原文是：“当时有言（一本作‘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这个结尾可视作当时人对故事“思想意义”的评价，其为人所乐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功利行为。如果这话果真出自石崇之口，就更能说明这一点。追踪晋宋志怪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故事（亦见人教版教科书该课练习三）也可佐证。故事说有个名叫姜三莽的人，听说定伯卖鬼得钱的事，非常高兴。于是挺棍执绳，巡行坟墓间，打算“夜缚一鬼，唾使变羊”，以“供一日之酒肉资”。纪昀的这则笔记无疑包含着古人对《宋定伯捉鬼》价值取向的理解。因此，这篇志怪小说的标题，有的点校本作“宋定伯卖鬼”（或只作“宋定伯”）。“卖”比“捉”更符合原意。这样看来，宋定伯其人至少不值得称道。从技术性思维角度看，他能化无害之鬼为有利之羊，原无可厚非；若以原则性思维看，是不是有利欲熏心的嫌疑？是不是存在由此而生的性格缺陷——狡黠、善设罗网、工于心计、毫无恻隐之心？以为宋定伯是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形象”是不是无稽之谈？只有一点，这孩子胆大，鬼都不怕，倒是事实。但也不能过分夸奖，因为幸亏那只鬼行为良善，能成人之美；如果是匹恶鬼，在热闹的贸易市场一变而为老虎，那可就惨了！看来鼓励“不怕鬼”，怂恿人（尤其是孩子）“敢捉鬼制服鬼”，还要视情况而定，否则，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至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如何通过“阅读此文”来“认识”，论者皆语焉不详。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与此文似乎有联系的可能是：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所以“鬼”是没有的。可是课文把鬼描绘得活龙活现，实实在在，能与人同行、对话、“互助”和被诱骗、被擒捉、被出卖，怎么见得出“没有”？人可以从鬼身上获利，如何看得出无鬼的“重要性”？可见，仅从课文的内容而言，上述说法亦属游谈无根。

然而，笔者并不是要证明这篇志怪毫无价值，更不打算是鬼而非人，作翻案文章；而是要说明流行的解读是囿于定势思维、不符合文本实际的想当然，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语文阅读


教学的顽症。其实《宋定伯捉（？）鬼》是一篇浅显的文言文，借助注释，学生容易读懂，也能够自主体验。如果要做一点理解评价的工作，则必须了解作者及其时代，接触谈神说鬼的历史文化现象。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生活在“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时代，他的书是时代的产物，其编撰意图为“发神道之不诬”。“神道”即鬼神之道；“不诬”者，真实不虚之谓也。干宝先生追求俗尚，确信有鬼神。他“搜奇记逸”，像现在小报新闻那样去采集和写作，像记人间常事那样记鬼神灵异，自认为没有真实不真实的区别。今天看来，《搜神记》中的作品尽管都是写鬼怪神异，并由于题材性质不同，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如善善恶恶、恩仇是非等等，但是大多数是“为赏心而作”（鲁迅语），以娱乐为目的，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并无微言大义。《宋定伯》就是一例。它不在表现人或者鬼的是非善恶、智愚贤不肖，而在证明世间有鬼，有活鬼。你看有一个小孩，夜间捉住一鬼，还变卖了“千五”钱。真实、好玩。所以当时以为奇谈而流传，今天读来仍然有趣。人教版教科书的文前提示认为“有滑稽意味”，确实如此。笔者接触初一学生，谈及此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心一笑，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赏心”、“好玩”的价值何在？它说明志怪之作离事实的距离远了，离实用目的远了，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艺术活动，具有小说的创作态度。它有意无意地虚构出生动的形象和戏剧性情节，从而成为审美对象，应该当作小说来读。事实上“鬼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具有认识意义和审美作用。《宋定伯》恰恰应作为这方面的文学现象来了解才有价值。如果想进行无神论教育，由此入手也顺理成章：鬼怪作为一种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这种高级物质形态的属性，并非某种独立的精神力量。简言之，“鬼”是人想出来的，世间本无什么“鬼”物。从这样的角度才有望进行符合文本实际 的、有根有据的、有说服力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把一种文化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它，把握它，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不从文化层面上去引导理解和积累，只让学生去讨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之类的问题，就难以真正发挥语文课的教育功能。语文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全”和“健”不能分割。阅读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接触、交际和积累，贵在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究，而不是为既定的观念寻找寄托物。如果我们在阅读教学中习惯于类型化思维，执着一念，对问题不作具体的分析，就很可能走向与培养创新精神背道而驰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

(原载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1年10期，《语文世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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