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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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朝诗人，中国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代表作有《》、《卖炭翁》、《》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那么为道，言而创造之那么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表达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那么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那么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挖苦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到达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忆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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