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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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快乐》

作家简介：

钱锺书(亦作“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女士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


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本文是一篇睿智、充满人生哲理的随笔。作者于幽默俏皮中将道理一层层剥开：首先阐述快乐是短暂的，“永远快乐”却是无法实现的。接着提出对快乐的希望是人生永不悲观的精神源泉，而快乐则是由精神来决定。最后强调发现精神决定快乐这个道理之后，“世界上救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本文发表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在“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生活哲理，却隐含有反抗侵略、鼓励抗战的社会现实意义。

钱钟书和他的父亲钱基博似乎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两种风格。他父亲做派敦厚庄重，不苟言笑，学风严谨平实，长于说理论事。钱钟书在继承了他父亲的治学精神和国学造诣的同时，更向恣肆、通脱里去。在他名士、学者的宽袍之下，从老到小蹦跳着不泯的童心与童趣。有人说这是他的可爱之处，其实倒正是他聪明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发达无损的童心，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一个人假如仅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却在教育过程中窒息、粉碎了生动无比的天性，那么也许会造就出一个个所谓的学者，但不会造就出天才的学者。这种教育不会产生钱钟书。 即使如快乐这一司空见惯的感情，在钱钟书的笔下也能博古通今，左右逢源。他类征连引、


纵横比照，在贯通古今中外之间，挟春秋之笔意、诗话之征言、老吏之判笔、老叟之睿智，移情于谈艺，泄愤于讲史，抒怀于论世，对古今中外之世道、人心、文化，进行了一次总挖掘，升天入地，追古索今，既有神仙之乐，又有鬼魅之痛，既有暂得之快，又有永逝之苦。在文明人的生活中，既有身体的困倦，更有精神的痛苦。但“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如果“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补偿”，那么“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尽管这也许是自欺欺人，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与洒脱。 我们说，人群中杰出人物的最大悲哀莫过于生而不是神仙。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吃人间的饭，坐人造的凳，读人写的书，操用人工的器物，在人的范围内生存、起居，混杂在芸芸众生当中而无法超越，所以，他们的痛苦比起一般人就更显得忧愤深广。但我们一旦走近钱钟书，把他这面“魔镜”翻转过来看时，便发现镜子的背面有一行镌刻的字迹： 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

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优秀部分与生俱来的突出要求和愿望：守住自己的精神园地，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即使“人生在世不称意”，但也要乐天知命，坚忍不拔。

柯灵在他的《墨磨人》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学生涯，冷暖酸甜，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荣名，一例处之泰然。但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企及的。”钱氏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存在几乎就是不断地迎接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但他却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钱钟书所深恶的，其实是社会生活中的那些黑暗、虚伪，无知装大，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等丑相。当他在生活中遇见纯善、优美、聪明、勇毅的人和事的时候，他流露出来的就是深深的喜悦。

可以说，渊博和睿智是钱钟书的两大精神支柱，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一尘不染，兰心慧质，特立独行。

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上，就是文中层出不穷的警句，丰富新颖的譬喻，机智幽默的讽刺，鞭辟入里的剖析，微妙风趣的心理„„总之，钱钟书先生以其思想的深邃、见解的高超、语言的精妙、学识的渊博„„构筑了现代文学史上“钱学”的大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本文也是见解深湛，征引繁富，联想丰富，笔墨精练，文采精妙，新奇比喻，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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