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第三次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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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拔与教育》读书笔记

曾丰又 2013013012

《社会选拔与教育》由日本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天野郁夫写就，涉及到了“考试社会学”的若干问题，强调了在现代社会选拔和分配过程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影响和联系，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六个主题。分别是社会资源与教育、选拔与分配机构、家庭与阶级、考试与资格和职业、组织与规范、教育选拔与职业选拔。在第一主题中，作者认为，在现代产业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拥有多少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一般指财富、权力、威望、知识和技能。这四种资源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其中存在着转换关系。其中，知识和技能在高度科层化的社会中占据着重要作用。产业社会的学历社会化与这种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构比作为社会整体资源的分配有着更深的联系。在第二主题中，作者认为，学历本身是一种较少的资源，是获得其他资源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是因为获得资源来取得地位，而是因为首先通过学历获取某种地位进而获取资源。这种获取社会地位的过程即是分配个人进入某种社会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作为“筛选装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校在筛选过程中主要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加热”的作用，即引导有能力的人到其应到的社会位置上发挥其作用，一种是“冷却”的作用，即让多数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对社会选择不抱有“怨恨的情感”。

在第三主题中，作者分析了家庭与学校与社会选拔过程的关系。在前工业社会中，家庭几乎是唯一的社会资源的基本分配单位和社会阶级的基本构成单位。在这个时期，根本不存在着根据能力来进行竞争的可能性。在工业社会中，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基本单位。在家庭中，父母的学历和职业能够影响子女对教育和职业的志趣，同时影响着抱负水平。同样地，工业社会中的家庭还能够提供与抱负水平匹配的相关资源。这就是布迪厄提到的文化资本的承袭。学校也是在工业社会选拔、分配过程中占有中心作用的制度体系。首先，随着工业化发展，分工日益突出，知识和技能对专业的要求更高，学校的专业培训作用日益凸显。其次，学校作为终结性的选拔机构，学生实施着规训（加热和冷却），控制向上流动的数量。再次，学校通过文凭的认定，将其作为评价和选拔的具体手段。

第四主题探讨了考试、资格与职业。考试本来是作为教师检查日常教学效果的测试，但一旦被视作推动学习的手段之后，就具有了选拔的功能。但是，社会选拔由于竞争考试的激化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对需要高水平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来说，正式资格是不可或缺的。但将资格制度作为选拔和分配的手段时，就产生了公共福利和机会平等问题。职业基本上是在学校教育阶段就决定了的，一旦选择某种职业之后，就极难再发生改变。

第五主题反映了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这种逐步升迁的组织结构运用考试制度实现了有效的人才选拔和竞争控制。当然，学历在其中具有的第一次选拔和分配功能的影响力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规范化了的社会意识—“能力主义”，这


种意识使得大多数人失去反抗的动力。在第六主题中，总结来看，重新强调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学校教育体现为各个社会关于选拔和分配的社会规范。当今世界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规范：“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

天野郁夫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景式的教育景观。总体上来看，作者对当下的教育持一种批判的观点。“加热”和“冷却”是天野郁夫提出的有益思考。在这里，我们能够发现“加热”是一种功能主义上的考虑，即强调能者居其位；“冷却”是一种批判思维的分析，强调了如何使大多数人失去反抗当前制度的能力和对当前的社会规范形成认同。作者在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和学校对选拔、分配过程的影响。我基本上赞同作者的观点，直白而有力。

但是，作者的此番分析是基于其对日本教育现状的多年分析得出的。天野郁夫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翻译国外著名高等教育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日本教育的独立研究，代表作是《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理解本篇文章需要对作者的著作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此我简要提及一下天野郁夫在《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中的“二元二层结构”思想。日本在创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时，首先参考的是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建立了以培养国家统治型人才为目的的帝国大学，同时，在工业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随着专门技术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大，日本又开始创办独特的专门学校，实行一种新的专业性高等教育。天野郁夫指出，在这种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间，资源配置、研究和教育设施、课程选修、毕业要求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此外，除了大学与专门学校的二元分化之外，还存在着官学与私学的区别。这样就形成了日本战前的官学中心和帝国大学占据高等教育主导地位的形势。在战后，这种形势延续了下来。天野郁夫认为，当前日本的高等教育现状是日本现代化转型的结果。同时，天野郁夫提到各国高等教育可以因为其制度类型的不同，设定阶段转移的多重道路。一过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实现顺利发展，从精英型阶段转入大众型阶段，取决于国家在创办高等教育时期形成的“原型结构”。

由此分析来看，日本毫无疑问是处于一个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之中的。“二元二层结构”用天野郁夫的“加热”和“冷却”理论来看，大学更多实施的是加热过程，专门性学校更多实施的是冷却过程。日本的旧帝国大学和政府支持的著名私立学校作为精英型教育的典范，成为人才的快速上升通道。而大多数技师学校，在满足了技能培训以外，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源。这样看起来，日本的教育转型无疑是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同日本的社会经济现状密切相关。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明显的衰退期。自1991年到2000年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骤然减速，经济长期停滞，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失去的十年”。“一亿总中流”的神话将难以为继。日本的中产阶级将会大大减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早在2010年时，日本的中流阶级已经消失，日本已分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教育转型可能更加困难。“二元二层结构”并非会减弱，而是加强。


日本社会将如何面对新一轮的阶层分化？具体的措施可能首先会体现在教育政策上。那么，日本的专门性学校的规训作用将会大大凸显。事实上，这种规训也体现在日本的传统职业文化之中，比如说“年功序列制”。同时，可以遇见的是日本精英大学的衰退。

如此来看，在全球整体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某些发达国家的教育转型甚至不能实现，这未尝不是一个荒谬。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能否实现教育制度和结构的转型？在中国，看上去绝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似乎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性流动”政策更加公平，更不论“赞助性流动”政策。仔细对中国高考制度进行推敲，似乎能够发现中国的教育似乎更有问题。高考制度绝非是绝对公平的，仅仅是一种表象上的公平。正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看来，上层家庭能够带给孩子的是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足够应付目前的高考制度。在郑也夫主编的《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提到，高考及其衍生的保送制度、自主招生制度最终比拼的是一个家庭的资源动员能力。实际上，我认为高考制度的不公平是一种相对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能够相当有效地实施一种规训，同时在这种规训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失去了创新能力和批判能力。发达国家的规训更多地是强调对政治服从和对制度的服从，并没有要求对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的知识服从。但是，在中国，这种服从是全面的、功利的和机械的。教育社会学者长期批判西方的教育制度，部分的中国学者也毫无道理地挪用西方的批判理论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生搬硬套。我们应当从本质的问题出发，有效地引入西方前沿理论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教育问题，远比日本等国的教育问题更加复杂。

随着整个城市化过程的深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必将更加突出。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必然向大众型教育倾斜。我认为，目前不能够对我国的教育转型提出太急迫的要求和太虚幻的批判。直白一点看，我国的教育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西方教育批判理论的程度。我们目前可能还要更加强调功能主义一点，即强调如何有效地选拔和分配潜在的人才。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的每一步尝试和努力，然而这些尝试和努力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目前我国实施的自主招生政策，可谓是高考制度的有力补充。然而自主招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问题。如何实现更好的教育转型，我相信这不仅仅需要的是学者的思考，更多的还需要政府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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