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理论研究的边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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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理论研究的边界思考

文艺学理论研究的边界思考



《文学评论》20XX 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章从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谈起，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1]。该文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高科技时代, 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 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 哪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 文学该到消亡的时候了。这样的话语对于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国内对文学的边界的讨论热烈起来。事实上这篇文章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畴，论文广泛讨论了文本、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论及了电子写作和电子邮件时代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数字文化。而这些讨论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信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无一幸免遭受来自技术的冲击，文艺学赖以生存成长的文化土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审美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说文学在改变是可以的，但说终结就言过其辞甚至是错误的。首先是文学有其自身细分的目标市场，而这个市场来自于需求。“场域”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并用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包括文学现象的研究视角。[2]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文学和其它艺术, 都各有自己的独特的“指纹”,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同的一样。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也因此文学人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欢, 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 那么文学人口就永远不会消失；文学人口不会消失，那么, 文学也就不会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面前终结。正如童庆炳说言，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 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 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 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 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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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的边界无论如何是要扩展的，怎样扩展呢？是以文化现象取代文学经典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还是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中心适当扩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形成互补关系？这些问题成为如何看待文学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焦点问题。

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主要是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 若是能以阶级、族群、性别等文化视角去解读, 可能会读出新鲜的文化意义来, 这对于充满阶级、族群、性别矛盾的现实, 也可以起到针砭的作用, 这无疑是有益的。

从目前的对文学的文化研究看，文学的文化研究根本就不是要对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什么贡献,而是要通过对文学现像的意识形态批评, 让批评和进行这种批评的知识分子重新步入社会的中心。詹姆逊在《政治与快感》中写道：“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权力的, ……权力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个更加危险而又令人陶醉的口号,他们往往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很接近权力。……如果用权力来解释事物,就必须打破神秘化和理想化,产生某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使我们首先痛苦地摈弃我们自己美化事物的习惯。”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负面作用起码有两点: 第一, 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 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第二, 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是同一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陶东风先生发在文化研究网上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一文也谈到文化批评代替文学批评的弊病,“把文学性判断或审美价值判断还原为政治立场与政治判断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悬置或转移了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在一个新时代都有必要纳入其它学科的成果,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一门学科还应保留其特有的一片空地,坚守其学科职能的底线。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研究对象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学科的泛化,一部《红楼梦》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理解,从日常生活研究文学的诗意又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解读建筑、广场、商业行为、休闲中心及现代人在城市中行走行为等文化涉意实践,得出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呢? 倘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学的结论,那还不如将对象交还给原来所属的学科。在文艺学理论边界的拓展上，有我们要坚守的阵地，也有我们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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