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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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及其新应用的飞速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捷，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各类谣言也借助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对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危害。对此，各国或出台相关法律、或采取多重措施，全力打击网络谣言这一全球“公害”。 谣言有害

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层出不穷，造成的恶劣影响令各国深受其害。

今年3月2日，一则消息通过社交网站“脸谱”、“推特”、手机短信等媒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吉拉德高中迅速传播。消息称，该校17岁男生奥斯汀·卡纳将于次日、也就是该校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周年纪念日之际携枪上学。第二天，卡纳所在班级半数学生选择留在家中或从学校早退。当地警方随即前往卡纳家中调查取证，最终判定传言不实。然而谣言的影响已然形成：卡纳在公共场合被人指指点点，他的父母担心孩子心理受到严重伤害。

普通人为谣言所害，公众人物更是无可避免地成为网络谣言攻击目标。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据民间组织“事实核查”网站统计，自2008年3月到今年3月，至少有30余则关于他的不实消息通过网络等途径广为传播，其中“奥巴马并非美国公民无资格竞选总统”的消息甚至迫使其竞选团队公布他的出生证明材料进行辟谣。

被谣言“击中”的还有法国总统萨科齐。2010年3月10日，法国《星期天日报》网站刊登一篇博客，称萨科齐和妻子布鲁尼婚姻亮起“红灯”。在英美等国多家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以至于法国情报部门介入，对谣言制造者展开调查。 法律严惩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言论无所约束。一旦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就会受到法律严惩。

法国法律明确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社会动乱、煽动种族歧视、损害他人名誉、侵害他人隐私、鼓动和推介反社会道德(例如推介自杀方法等)、不实广告宣传等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可被判处3年徒刑和4.5万欧元的罚款。

据纽约资深律师黄晓夫介绍，在美国，即便不知道诽谤者姓名，受害者同样可以向法庭提起诉讼，法庭则有权要求网络公司根据IP地址提供被告的通讯记录。如果经裁决确属诽谤言论，原告可以要求法庭发出禁令，要求被告和网站不得继续发表诽谤言论，撤销已经发表的诽谤言论，否则将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网络言论，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网络监管机构可依法调查。 法外监管

虽然各国纷纷出台法律，对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加以惩处，但与此同时，立法争议及可操作性等问题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监管、网民自律已成为相关法律的重要补充。

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均设有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奥巴马担任总统后，成立了白宫网络安全办公室。美国联邦政府多个部门则通过设立社交网络监控中心等措施，对网络论坛、博客、留言板等进行常规监控。


面对网络谣言，不少国家的媒体和民众也加入打击的行列。法国主流媒体有不成文的“行规”，即不传播谣言。如果有不能确定的热点事件，一定要公开消息来源，没有消息来源决不刊发传播，以免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各类网络信息引发的社会及法律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知名法学教授丹尼尔·索洛夫曾于2007年出版著作《未来的声誉：关于互联网上的流言、谣言和隐私》。他认为，应该在捍卫言论自由和保障个人隐私权的“两难境地”中找到新的平衡，网络监管既不能全盘扣杀也不能放任自流。他还特别建议，应推动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增强网络内容发布个体的责任感、阻止谣言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的目标。

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甚至无意识的跟风，都是网络谣言产生和泛滥的深层原因和机制。因此，这里面社会和政府既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也是治理网络谣言的着力点：社会是根基，政府是核心。当然，关键还要靠法治。因为，在法治的框架下，阳光中的事实与真话才是对抗谣言最有力的武器 支振锋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说谣言是“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而在全球网民人数达20.8亿，手机用户达52.8亿的21世纪，谣言更是上了信息高速路。中国接入互联网不到20年，便已在网民和国家顶级域名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目前网民数量超过4.85亿，微博账号约8亿，微博用户每天发布信息约2亿条。于是，谣言又找到了网络这一新的“核武器”。网络推手、网络打手横行，颠倒黑白、造谣围攻。而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税问题规定的47号公告”到“军车进京，北京出事”，近来网络谣言更是越来越泛滥，越来越离奇。仅今年3月中旬以来，不到一个月，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达42家。

网络行为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很有可能导致社会混乱与灾难。从国际上看，近邻的韩国和日本纷纷欲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而远方的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誓言“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而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形可能更为复杂。社会转型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沉浮所导致的心里失衡，对过度竞争的无奈，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对贫富分化的不满以及强拆强征、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司法不公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所暴露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的焦虑和不安定心态。于是，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甚至无意识的跟风，都是网络谣言产生和泛滥的深层原因和机制。因此，这里面社会和政府既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也是治理网络谣言的着力点：社会是根基，政府是核心。当然，关键还要靠法治。

根基在社会，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不管是普通百姓、网民还是官员，无论是造谣者还是受害者，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如果人们能够严格自律，理性谨慎，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即便有再多的网络谣言，也终将湮没在理性和审慎的深沉大海之中。各方的道德自律是阻止网络谣言的第一道防线。

核心在政府，是因为不管历史还是现在，政府在我国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法家的以吏为师，儒家的仁政爱民，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说明了民众对政府的道德期待和政府的伦理持守。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政府的诚信，以诚信取信于民，不隐瞒、不撒谎，不打官腔、不假大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透明政府、良性沟通、切实问责。所谓透明政府，就如温家宝总理在4月16日第8期《求是》杂志上撰写的文章所言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民众和社会监督。政府做的事情要主动让老百姓看见，或者让老百姓想看就能够看得见。所谓良性沟通就是在老百姓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产生质疑甚至谣言时，政府不能漠视，更不能蔑视，要能够及时回应社会质疑，保持与社会的即时信息沟通与良性互动，帮助老百姓看见，让老百姓“真看见了”，看的“是真的”。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够及时明了真相。所谓切实问责就是隐瞒真相、推诿扯皮甚至公然撒谎、阻止公民获取真相的官员，应得到有效问责，不能逍遥法外。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透明，只有阳光才能最好地让谣言无所遁形。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能够让老百姓全方位观察和参与的政府，才更能够取信于民，从而在根子上将谣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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