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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传统与中国企业史研究述评
作者:李娟
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7年第11期
企业史作为经济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企业史学科在美国创立,到中国学者借鉴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企业史和企业制度演化的研究之中,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交流互动的结果。中国学者尝试结合管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传统,积极探索中国未来企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参与到国际企业史的研究前沿之中。
一、企业史学科的创设
作为经济史的分支,企业史以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制度等作为研究对象。1925年,企业史学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正式设立。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企业史学科的创设过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阿尔弗莱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等)对企业史学科的创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早形成企业史学派。
美国企业史研究学者人数较多,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众多问题如企业、国家兴衰的原因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afred D. Chandler,Jr.)是美国新企业史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对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何光宇(2012;2016)对美国新史学的分支企业史做了介绍,回顾了企业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及美国企业史学家的历史贡献,对美国新史学(新企业史学)的领军人物、奠基人之一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评价了他对新企业史学、20世纪美国新史学的重大影响,且总结了西方学者在五个方面对钱德勒研究方法的运用。文章认为钱德勒的成就的取得,源于其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企业史研究,并由此形成了钱德勒学派。钱德勒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企业史、历史学、社会科学等研究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它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创新。但该文没有认识到,钱德勒并非仅仅是运用理论,而是创新理论:体现在企业史和战略管理等领域内的重大理论创新上。这本来就充分说明了企业史研究会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大的理论创新,而不是仅仅在企业史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这是企业史研究者应该看到的方向。
杨品文(2006)探寻了为什么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能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作者认为,20世纪美国经济昌盛、企业繁荣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背景和条件。另外,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缺少英国、法国悠久的可供追溯的历史。没有历史学传统的美国通过钱德勒的研究弥补了上述不足,并从此改变了学术界长久忽视企业历史研究的状况,使企业史成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企业史学科在美国创设背景的社会学解释和追溯,作者将之视为“寻找看得见的手”的过程。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企业史研究的参考价值如何,中国家族企业、国营企业的发展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方向产生影响?这是学者采用钱德勒范式进行理论移植和运用时需要关注的地方。
西方学者倾向于讨论钱德勒的企业史观点,但对其研究方法均较为熟悉,相对较少进行讨论和研究。但中国历史学界则对钱德勒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较感兴趣。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的学者对钱德勒的观点和成果缺少深入的研究,难以提出高水平的针对性研究观点,因此属于初步介绍的层次。
二、中国企业史理论的探索
企业史可用于验证相关企业理论,如伍山林(2000)用企业史的材料佐证了其假说:企业是能获取分工、合作、交易成本节约相关利益的组织,其产生非仅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
除验证理论外,理论创新也是企业史研究重要的探索内容。岳瑨(2014)认为,企业存在价值冲突的难题,这是比管理更深层的伦理协调方式问题,并称之为“伦理之手”,对应于企业管理“看得见的手”。不同文化体系存在协调价值难题的伦理路径依赖。企业的管理革命往往源于上述伦理路径之中,如宏观企业史研究中,存在美国企业的信任优先、日本企业的忠诚优先两大分歧。而中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需要运用伦理协调管理的价值难题,在信任、忠诚之间选择中国特有的企业管理模式和道路。
马学军(2016)运用近代工业史、企业史和工运史的研究资料,对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雇佣和生产劳动方式、现代机械化生产及科学管理方式的演变进行探讨。作者将洋务企业、其他重工业厂矿的“把头包工制”的组织形成历史、社会基础、历史渊源、层级结构、改革过程等进行分析,认为这种雇佣、生产方式虽然借鉴了西方包工制,但把头的组织缘起于湘军。这种相互之间的依附庇护关系又源于秘密社会,传统社会具有历史基础的组织对企业的管理、雇佣、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影响。此种管理方式显然并不符合西方科学管理方式的原则,但却长期存在。此探索虽不具有理论上的巨大突破,但对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对于中国企业史研究及未来中国企业制度演变趋势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躬林(2002)指出,到20世纪中叶,经理式公司才是美国主要部门中现代工商企业的主要形式,而西方社会在此之前,家族企业仍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将上述钱德勒研究中的企业史资料与中国企业史进行对比,其结论无论是否对钱德勒理论的拓展、推翻或验证,相对于直接使用钱德勒理论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该研究并非深入到档案层面。
杨在军(2015)就家族企业史进行梳理,从组织演化关系角度探讨家族与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将现代企业史、家族企业史第二阶段的历史分期划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作为基本社会细胞和微观经济组织的家族和企业,通过人、物之间的交换,使家族制度、家族企业长期动态存在,不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但却遭受理论上的歧视和不公,原因是在家族企业内部,家族、企业之间存在组织、制度、历史地位等认识的纠葛。作者认为,需要从企业、家族两个维度进行家族企业史的理论探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企业史中总结出理论问题,这是未来中国企业史研究应该着力发展的方向。
三、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吸收国际企业史发展前沿知识
何志毅(2010)认为,吴晓波以企业史涉及的人物为线索展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讨,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开启了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范式,提出了新理论概念和新框架。这是对当代通俗企业史研究的一个述评。孙宇翔(2009)从中国当代企业史的通俗作品入手,认为这些企业史的研究仅仅是粗线条的处理,使用二手或者已出版的史料、档案。企业史研究中鲜活的细节和系统的梳理离不开口述史资料库的建立,只有如此,才能摆脱管理类企业史无个性的现状。但作者没有从企业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层面进行探究,因此仅仅是通俗企业史写作的延伸认识。
但这是否就是中国未来企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呢?中国企业史研究是应该偏通俗的管理学,还是偏向历史学的学术、理论发展方向?通俗企业史研究与学术界的企业史研究,在档案、史实、理论、方法等的运用层面存在较大的分歧和差距,通俗企业史研究在深度上难以与学术研究相提并论。在事实准确性、认识的导向性等方面,通俗企业史研究往往显得较为随意任性,缺少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使其价值大打折扣。但通俗企业史研究大大促进了企业史在大
众层面的传播广度,提升了企业史在管理学等领域的接受度。因此,通俗的企业史对管理学学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
张伟东(2013)从哈佛商学院管理学科的发展与企业史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范围、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挑战,需要借鉴哈佛商学院企业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中国企业史研究需要和管理学科相结合,以企业史学科促进商学院的发展。张伟东(2013)对中国企业史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做了梳理和总结。作者认为近代企业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近现代化发展因素。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和特殊性,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着力点和重要研究内容。作者对建国后近代企业史研究的脉络、特点做了阐述,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成体系,并指出中国企业史未来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这些研究对加深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现状的认识有不少益处。
在介绍和引进国外企业史研究成果方面,近年来的国际学术会议和跨国学术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婷婷、李娟、龙登高(2013)介绍了美国企业史学会的历史、使命,美国企业史学会2013年年会的参会人员、主题、发言、部分专题研究会情况等。对美国企业史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有利于把握学科发展前沿,对中国企业史研究者来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沃尔特·弗里德曼、郑舒翔(2017)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企业史研究成果和情况作了介绍,以资本主义、民主、创新和发展等主题为线索,对主导美国企业史研究的钱德勒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趋向和新特点。除国外企业史发展的进展总结外,美国企业史研究的包容性及全球化视野也是中国企业史研究者值得留意的地方。杰弗里·琼斯、黄蕾、徐淑云(2017)首先对企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企业史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转变主要体现在研究边界的拓展、研究主题进一步多样化、全球企业史研究成为重点等。对企业史研究方法和趋势的探索,以及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拉美、中印等新兴国家企业史研究的比较,对中国企业史领域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海南省三亚学院)
(责任编辑:王兰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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