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心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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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心态论

一 心态论的提出

心态论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它融合了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主张。心态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他九十年代以后的许多学术篇章和与会发言中提到。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探讨了心态问题，这些阐述和探讨使心态论成为一个整体。在讨论心态论究竟是什么之前，需要对费孝通先生基于怎样的思考，又从那些方面去丰富心态论的过程做一个谱系的描述。

心态论着重是在人文价值取向角度提出的。1990年12月在日本东京以庆祝费孝通先生八十寿辰的名义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为题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人类学者应该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做出贡献，他说“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带着固有的不同文化在交往中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共处这一时代问题进入了费孝通先生的思考。

1992年6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年纪念会”上，费孝通先生的讲稿《孔林片思》一文承接《人的研究在中国》中对人的研究的思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奥义。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为人原则蕴涵的人与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正与文化人类学中的跨文化理解、沟通相合吗？费孝通先生在孔林中与先圣有了对话与沟通，认识到对人的研究应该从生态层次转到心态层次，即从对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所体现的人与物质外界的一种共存的生态关系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荣的心态层次。而只有心态层次上的探讨，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一种新的自觉下，才能找到解决目前宗教、民族冲突的心态失调问题。

基于以上两步思考，即人类需要一种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建立是心态层次问题，1992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发表的《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中，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必须建立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自此心态论正式提出。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寻求相互认同的文化价值，进而建立共同的心态秩序。其实在“心态论”未正式提出前，费孝通先生早年的文章对价值取向也有关注，正如费孝通先生的弟子麻国庆所说“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在这里虽说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但是文中都渗透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他关于社会结合的诸多理论探讨都是以价值取向作为重要的手段予以剖析”。

心态论的提出，在笔者看来它有两大意义。第一在对人性的理解上继承先哲对人性的建构（主要是孔子的“仁和”思想），在宏观上认识人性的问题，为新世纪如何引导社会和谐指出了新的方向。第二在学术研究上跳出“只见社会而不见人”的局限，以人为本位，微观上在心态角度着手，为如何引导学术良性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宏观的关照和微观的实践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学术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两者表面为二，实是合一的，是为心态论。

二 心态论的内涵

正如上文所说，心态论有两个层次，第一是学术层面上的“心态层次”，另一个是价值取向层面上的“心态秩序”。费孝通先生在心态论提出后，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阐述和丰富这两个层次 。在对两个层次讨论前先看看什么是“心态”。

费孝通先生对心态的定义是：“什么是心态……人的行为背后，决定行为的心理和意识状态，比普通所说的心理学的内容还要扩大一点，包括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欣赏，也叫人生态度”。 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老


师史禄国先生很早就提出“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一个自创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个概念近似于心态。“psycho-mental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最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研究最上层的对象”。 “心态”概念非常复杂，总之是人精神世界的范畴，它包括正面的心态和负面的心态，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我、心与心的关系在个体精神中的反映。而费孝通先生的心态概念主要是正面的，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具有相容、融合特质的生存态度。

进入心态的研究，心态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课题，而是在对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认识。城乡发展、城乡关系一体、区域经济等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人对物资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些研究费孝通先生概括属于生态层次，为了与自然生态相区别，又以“人文生态”以指称。心态的研究和生态研究或者说是人文生态研究（主要是社区研究）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实践中的两个基本领域。如他所说“一个是以微型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即从村—镇—县—区域—全国从小到大进入全局研究。二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小康的发展，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

人文生态“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 ，也是“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 人的温饱问题的解决才能共存，但是共存不一定共荣，人文生态的失调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从生态研究上升到心态研究，而要维持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要共存共荣，关键要建立人类新的心态秩序。心态层次的研究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人的变化，考虑到社会变迁中，人类怎样和谐共荣的继续生存下去。 费孝通先生把生态层次与心态层次的关系也类比为“社区”与“社会”的关系。社区是指通过适应竞争在空间获得个人所处地位而形成的团体，而社会是基于道义关系形成的荣辱与共的人与人的团体。费孝通先生反思自己以往的社区研究是“只见社区不见人”的社会生态研究。社会与人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个人也具有能动的主观作用，他在变动中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心态变化？如果社会不能满足个人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就容易出现社会问题，因此不能局限于社会生态研究，还要注意到社会心态 。生态层次和心态层次及其关系是心态论学术层面中的重要方面，心态层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新的心态秩序。

新的心态秩序就是道义秩序，它是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 。这是费孝通先生主张不同人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国家共存共荣。这种新秩序仍是一种主张和理想。社会有三层秩序，即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道义秩序。道义秩序的建立需要社会人文学者从心态层次研究上做出努力。不同的文化背后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系。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心态秩序就是要“寻求不同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一致性的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在此多元的基础上寻出文化的一体，以此来求得心态秩序的建立” 。

“心态层次”和“心态秩序”共同组成了心态论。心态层次改变了传统社会学界限而进入到人精神领域，在对精神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找寻蕴涵建立心态秩序的人文价值。心态秩序力促新的道义秩序的建立，在多种不同形式的价值信念、人生追求、良好的道德规范相互结合下，凝成人与人交往健全和谐、遂生乐业、能发扬人生价值的和共同理解认可的价值体系。这是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结合。心态论所指引出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学术实践，一个是学术实践的目标，最终还是要建立心态秩序。

但是这还是一个新起步的工作，尚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心态层次的研究包括那些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新方法，社会科学要扩展传统界限应该作出什么努力，以及心态秩序的建立如何在不同文化中寻求共生，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如何确立本文化的位置，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费孝通先生做了有指导性的探索和解答，他自谦这是“破题和开路的工作” 。 三 心态论的扩展

费孝通先生的破题和开路工作是对心态论的扩展。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建立心态秩序各文化群体应如何参与，一是学术对心态的研究领域如何扩展。这两种问题都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各种不同文


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文化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 。 参与到共建心态秩序的文化建构中首先应怀揣共同的理念。

费孝通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有超时空价值的人文理念。即“和而不同”和“中和位育”。“和”就是强调文化和谐并存，“不同”就是强调文化的多元、多样性。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和而不同”的表现。“中和位育”是孔庙大成殿上的匾文。潘光旦先生用“位育”翻译“adaptation”(适应)，并对其人文价值加以阐发，费孝通先生继承了老师的思考。“位”就是“安其所”，强调秩序，“育”就是“遂其生”，强调和谐发展。“中和位育”也就是主张不同文化在和谐的心态秩序下共同发展，共存共荣。不同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局面，费孝通先生也称之为“跨文化交流” 。“和而不同”和“中和位育”所蕴藏的价值理念时至今日仍未失去其价值，应更加发扬。

其次在多种文化碰撞中，我们应做出和种文化选择？这样看待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以强调文化选择的自主性。

“文化自觉”是一个人文重建的过程。社会学、人类学就是要以“文化自觉”为职责。1997年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在《开创学术新风气》一文中正式提出“文化自觉”，相继不久《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又对“文化自觉”进行了再度阐述。这两篇文章标志“文化自觉”学术地位的确立。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做了鲜明的解释。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原则”。

这个定义指明了什么是文化自觉，规定了文化自觉的任务，目标。同时也告诉人们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即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新再到文化共处的过程。

社会学，人类学正是以人文重建的“文化自觉”为己任的。即要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先由学术本土化，然后全球化。在世界的文化中有能力确立自己的位置，社会学、人类学要在这个方面做出贡献关键是要从生态研究层次进入心态层次的研究。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集中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在心态研究方面的开拓工作。在此问中费孝通先生首先指出社会学在具有科学工具属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属性。并强调社会学的人文属性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这种人文性也决定了社会学“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问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同时费孝通先生坚信“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并认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可能做出的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这种认识下费孝通先生着重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人际关系、人我关系、心心关系这些难以直接研究的领域的研究，认为这些新领域是社会学研究应该达到的心态精神领域，社会学的飞跃就在于对这些传统的了解与再认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涵着方法论的因素，如讲究经验的、心灵的感知和觉悟。

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侧重人心态、价值取向等精神领域的理念与方法去改变社会学只注重社会结构而把社会与人分割开来的现状，并从中寻求优秀的人文价值，发扬其促进现代社会中与人和谐共处作用上的价值。这就是“文化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

总之，“文化自觉”是对心态论的扩展，“文化自觉”不仅是对社会变化的心态反应，也应该是一种科研实践，它指出了本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同时也指出强势文化如何面对弱性文化，文化之间应当相互理解，每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价值。各文化只有在“和而不同”的新心态秩序下才能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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