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doc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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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

诗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之一，代表着儒家最基本的诗学观念。诗教的基本理论，形成于孔子，在汉代的《毛诗序》等论著中得到较为明确的表述。不少范畴和命题，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彰显出诗教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儒家政教诗学中的核心地位。

"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最早的出处.它原来的意思,是以《诗经》为教材进行教育.《诗经》本名就是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以《诗》为教不是孔子以后才有,应该是从一开始采集编纂《诗》,就同时在进行的,虽然未必那么自觉.那时的《诗》教的对象,是贵族子弟.《诗》教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温柔敦厚",这里的"温柔敦厚",是指当时上层社会人们应有的性格修养,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相对形象和态度.孔子之前的《诗》教,使得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赋诗达意,不违礼节,婉转地陈述自己的愿望、要求、观点等等.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 .具体情况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可见当时的《诗》教有多么重要.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是儒家的诗歌理论的核心思想。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温柔敦厚诗教者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要求性情和柔，就是要求不要违反礼教，不要反抗，即要“怨而不怒”，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体现了对作者写作态度的要求。同时，《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这是就诗歌的社会作用来说的，既需要运用温柔敦厚的原则，同时也必须以礼义进行规范。

儒家提出“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主要是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规范，要求诗歌遵从这一规范以施行教化，使人人亲人礼教，作为国家治本的一个方面。即要求诗歌写出温柔恭顺、没有反抗性的形象，用以感化人的“善心”。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温柔敦厚虽然是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义的性情基调，但并非性情和《诗》教的全部内涵，应与人的心灵的其他要素相辅相成，以免造成“愚”的偏失。《礼记·经解》意识到温柔敦厚可能有所偏失，因而强调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后世不少论者在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时忽视了“不愚”的一面，导致误读。

从根本上讲，“不愚”就是明智、聪慧，有真知。按照王夫之的注解，可以说，不愚意味着人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荀子·修身篇》有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段话的大意在于：明辨是非则不愚。朱熹在解释《论语·先进》中“柴也愚”时说：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馀。由此可见，人在温柔敦厚的同时若有较丰富的知识或智慧则不愚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孔子从他的“中庸之道” 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温柔敦厚” 的诗教，主张文学上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成为一种审美标准，首先是要求感情适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发乎情，止乎礼义” 用礼义加以节制。其次是要求表现含蓄。正如孔頴达所释，“温柔敦厚”诗教具有“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特点，要求诗人在创作上运用比兴的手法，形成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以便调动读者的想象来进行审美的再创造。，这对于比兴的艺术方法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这可以说明“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促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但温柔敦厚的诗教又有其消极作用。

“诗”教的宗旨在于教人，使人在“温柔敦厚”的大前提下对国家的利弊得失表达意见竭尽愚忠。“诗”教要求诗歌塑造的是“怨而不怒”、温柔和顺的艺术形象。从而以诗教民，以诗化民。并以诗人的休养为添加仅供学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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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造成诗人温顺的性格，进一步影响到全社会。使封建统治者在权力的舞台上随心所欲。作为诗歌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诗教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这也是“温柔敦厚”在汉代产生，并长期成为封建文艺的创作纲领的原因，这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两汉时期，君权与神权合一，士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得不依附于封建君主。郑玄说：“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惰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谲其美而讥其恶。”（《六艺论》）因此，汉儒在美与刺、谲谏与讥恶之间，只张扬前者而不标举后者。可以说，这种诗学观要求诗人必须将自己的情感约束在专制主所能承受的心理范围之内，不能超越封建伦理纲常，不能扬才露己，也不能责备君主。所以，从两汉开始，“温柔敦厚”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法则，而且也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对士人性情、人格的规范。 从诗歌创作来看，它束缚着诗人的思想，使诗歌不能充分揭露和批判封建的黑暗统治吵能充分发扬民主思想。从诗歌理论来看，作为一种规范，它也严重地束缚着许多文论家。不要说一些正统封建卫道者，运用这个规范极力否定一些具有民主性的进步诗歌，就是一些进步的理论家，如王夫之等人，由于亲人这个诗教，也在他的诗歌批评中出现了不少否定进步诗歌的错误病人，如按照温柔敦厚的原则否定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证。

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传统诗教，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运用这一诗教来调整本阶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又常常起着消极的作用。

古代一些著名文论家如刘勰就十分注意从艺术方面发展“温柔敦厚”的有益因素，他提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 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强调的是“温柔敦厚”诗教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主张诗歌要含蓄。这可以说明“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促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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