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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各种新闻媒介的特性、功能及其运用,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规律,新闻事业的管理等。 新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新闻学,指的是新闻学科,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的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二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学的原理。三是应用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业务活动的原理和技巧。 狭义的新闻学,指的则是理论新闻学。
相同之处。
其一,两者有共同的生命基因——信息。“信息”毫无疑问是两者共有的最基本概念,信息传播同样毫无疑问是两者共有的最基本行为。“传播”也好,“大众传播”也好,离开了“信息”和“信息传播”,它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毫无社会价值。同样,“信息”与“信息传播”也是新闻学的生命基因,新闻学离不开对新闻信息(信息的一种)和对“新闻信息传播”的研究,离开了“信息”与“信息传播”,新闻学也将无立足之地。其二,两者有共同的物质基础——传播媒介。由于任何传播活动都必须有其中介,即传播媒介,因而,无论是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还是新闻学,都将传播媒介,尤其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大众传播媒介就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共生的物质基础。
其三,两者有共同的特点与规律——信息传播的特点与规律。作为科学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新闻传播活动,都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书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向社全不特定大众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
再说不同之处。
其一,两者研究的范围不同。传播学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包括新闻传播,同时还包括其他形式的传播,如人际传播、群际传播等,而新闻学只研究新闻传播。 其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新闻学更重视新闻本体的研究,也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要相对微观一些。传播学更重视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的研究,也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更宏观一些。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传播学实际上是从宏观角度对大众媒介进行研究”。 其三,新闻学研究更侧重于由于新闻实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它的专业性更强一些;传播学研究的侧重点是传播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它的综合性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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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与区别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①而社会传播包括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类型。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信息和新闻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的科学。②它包括了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以及边缘性新闻学等。
传播学产生于美国,比较科学的说法应为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独立的学科;而美国的新闻学早在19世纪末就已完善。传播学在20世纪中叶形成新的学科,正是适应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并扩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传播效果,而新兴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又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正是上述多种学科的交*与发展,导致了传播学的建立。③可以说,上述这些学科都是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学科,新闻学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学科。而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其它学科、包括新闻学的发展。例如在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增加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课程与传播效果、受众调查等研究课题,并引进了传播学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与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论和知识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与渗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闻大学》编辑部曾邀请复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学理论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构成,传播学与新闻学产生了巨大的区别:④
1. 二者的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报纸的四大块——新闻、评论、广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块。广告研究近几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电视,只研究其新闻部分,60%以上的娱乐节目不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广播亦然。而大众传播学对6大媒介的全部内容都研究,领域要开阔得多;
2. 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媒介内部的规律,而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即效果研究,这部分约占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逻辑推理为主,以某个理论为依据,推导出很多理论,属于直观式研究。至于大众传播学,我们对批判学派介绍很多,因为我们的思路、方法与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问题、阴暗面。但不能因而误以为批判学派占有主导地位。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是实证学派,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批判学派。
4. 二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大众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很多,涉及的学科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流派繁多,观点庞杂。可以说哲学有多少流派,大众传播学就有多少流派。相对而言,新闻学的学科背景比较单一。这是不利于它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那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形成了共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三、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起了什么影响与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
首先是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政策、舆论监督,沟通情况、传授知识、文化娱乐等多种作用。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广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次是受众观念与传播效果理念。新闻要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新闻只有为受众接受,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受众不需要的新闻,没有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不是新闻。办报办台,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新闻要努力加强与群众的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这些先进理念推动了报纸改版与电台电视台栏目改革。
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馈机制的引进,都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开拓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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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理念、模式、方法不仅没有与我们传统的办报办台理论与原则发生冲突,而且相融、相补充,其中一些受众调查与传播效果研究的方法还成为我们改进新闻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
传播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把关人”学说、媒介研究、社会功能理论、传播符号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都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思路与课题。传播学反过来成为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
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广泛,涵盖新闻、信息、宣传、广告、公关、文化、娱乐等各种传播现象,并与经济、政治、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交*;研究方法多样,综合采用了思辨、实证、定量、定性等各种有效方法;研究意义重大,适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传播学理论与知识,已是全球信息化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必需。本文结尾不妨讲一个故事,活跃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据媒介报道:⑤某大学教授为推广魔芋种植,帮农民脱贫,数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独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户宣传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干部宴请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东道主若不收这钱,他就不吃……他常年离别妻女,离别大学讲坛,带走多年的工资积蓄,常年流浪在穷乡僻壤。风霜雨雪磨砺着他那早已皮包骨头的凄惨病容。不戴眼镜,他像要饭的盲流;戴上眼镜,他像混饭的骗子。任凭他出示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很多村民还是拒绝接待他。何况教授不在大学好好教书,拄着打狗棒,到处探头探脑,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钱财失,只好沿途乞讨。最后腿被蛇咬,教授差点死在破庙中。
这个教授似苦行僧,是书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传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众传播的道理,先出书,或在报上、电视节目中亮相,讲解他的魔芋脱贫效果,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他懂得组织传播的道理,依靠当地党政领导,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科研成果,情况也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关系与人际传播的道理与方法,横向联系各路投资者与志同道合者,组建一个魔芋开发公司,再来一个典范示范,面上开花结果,就像袁隆平种高产杂交水稻那样,那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为知识经济的带头人了。可惜,他什么好办法也没采用,还是用小生产的那一套,当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可见,传播学成为基础学科,决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应在中国“本土化”,进一步普及,从书斋与课堂上解放出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传播学的道理解决中国信息传播中的种种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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