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的分析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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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的分析与批判

作者：时燕子

来源：《创新科技》 2011年第4期



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者、社会哲学家与专栏作家，其以深邃的洞察力、独特的视域和犀利的笔触影响了几代美国新闻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开创者。而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年）一书则是在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李普曼以其非凡的睿智揭示了美国社会新闻事业繁荣及“民主盛宴”背后社会公众非理性的狂热与盲信，以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打破了笼罩在社会舆论之上的代表真理与正确的虚假光环，深刻改变了后世对于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的看法。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当今的境况已不再是李普曼所处的那种禁锢初解、新闻事业肇兴的时代了，在资讯日益发达、科技深刻改变人类的传播与交流方式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应对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保持李普曼式的悲观与怀疑？在作为制度环境的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以及革命性的交往交流方式普遍运用的当今社会，我们是否应当修正和改变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关涉其中的社会舆论的看法？或许，我们真的有必要重读李普曼，重读《舆论学》，在理解其洞见的同时，重新反思它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与启示。

“拟态环境”理论及其分析

李普曼在其著名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所知会的这个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在大众传播尚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知识与信息来自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所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直接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过去相比，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环境，进而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

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而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以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绘制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广大的受众大多在不曾意识这一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世界图景以及附着于这幅图景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或许，我们不应当指责乃至谴责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的不诚实，因为这一过程甚至也是大多数的传播者所未意识到的。而李普曼的伟大与深刻之处正是他犀利地洞见了这一过程及其性质，并且敏锐地看到了与此过程紧密相关的更大的问题：一旦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为某些阶层或社会集团所俘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甚至（最为普遍的情况）直接依附于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造势工具，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为广大民众编织出来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很不幸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德说教、美化宣传与愚民政策比比皆是。而正是基于“拟态环境”这一深刻的洞见，李普曼在对社会的民主自由深切向往与渴望的同时，却对于“民主自由”旗帜下的新闻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舆论怀着深深忧虑与戒惧。

显然，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之上的，而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制度环境（如新闻制度）、社会观念（如民主自由观念）及科学技术条件（如传媒技术）的反映。一旦我们能够认清与把握他的那些理论前见及其对应的那些社会现实，再结合当下时代的社会现实条件，我们便有可能对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及其社会舆论观产生某些全新的理解与看法。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李普曼用“拟态环境”理论来讨论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时至少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理论预设：




其一，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在李普曼那里，传播者与受众不只是单纯的分析性概念，而是都具有实际指涉的事实性概念。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自身固有的职业逻辑，由一群“有着职业荣誉感、敏锐和有深刻洞察力的新闻工作者”组成，在其所处的时代里，这就是一群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阶层。这种原本就与普通受众有着某种疏离的传播者阶层，往往会与垄断性的权力相结合，甚至该传播者阶层的形成本身就是政治权力扩张的产物，事实上这更加剧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分立。此外，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两分在李普曼那里还隐含着精英人士与普通民众的分别，正如他进一步解释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是无知的局外人，那些受过特殊训练、能够接受准确情报，头脑中不存在偏见和教条的人是局内人，“只有局内人能做出决定……他所处的地位使得他能够了解和解决问题并采取行动”。可以说，固化的简单化的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对立是李普曼“拟态环境”的首要前提假定。

其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的是，李普曼在对于传播者做出精英假定的同时，对于普通受众所做的是一种非理性人的假定。他引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来说明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支解的、片面的和不完全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囿于有限的交往范围、时间与注意力，以及有限的理性能力，只能对介于公众与广阔世界之间的专家们表示信赖，包括统计学家、会计师、各种工业顾问与工程师，当然更包括告知我们外面世界正发生着什么的那些传播媒介。对于公众的有限理性揭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公共舆论的质疑，从而反思公共民主的真理性与正确性，这无疑让我们感觉到李普曼的敏锐与深刻，然而，有限的理性并不能决定人类盲目与卑微的宿命，人类恰恰始终在尝试着以各种方式实现对这种有限性的超越，而李普曼正是轻易地忽略了这一点。

其三，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的技术假定。传播者何以可能为民众“编织”出一幅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或者换句话说，民众为何欣然认可与接纳由“精英们”揭示出的这幅图景？显然我们应当回到李普曼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历史传统与现实所赋予他的物质生产条件及其文化与观念，工业革命的积累带来了电报、电话、广播通讯与印刷事业的繁荣，这已然促进了李普曼时代的新闻传播事业的繁盛，然而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依然只是少数人且为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奢侈品，而且报纸、广播乃至电视传播方式本身的技术性门槛也决定了它们只能为少数的传播者所利用，显然，这种由技术所决定的传播者与受众的天然分化极大地为传播者利用其垄断优势为民众编织“世界图景”提供了便利，而且这些新兴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媒体传播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民众接受这幅“世界图景”的可能。李普曼所处时代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本身的技术性不仅大大强化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而且使得受众以一种更不意识、更潜移默化的方式被纳入到传播者所赋予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之中，而这已然成就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

“拟态环境”理论之批判

显然，我们不能以当下的社会现实条件与思想观念去苛求前人，但我们可以以当下的情境去审视与反思前人的洞见与睿智，从而开启新的思考。李普曼基于其理论预设得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舆论的令人可悲的宿命——受众无法摆脱的被宰制与被歪曲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然而，这真的是普通民众无法摆脱的宿命吗？我们的社会舆论真的如李普曼所描述的那么可疑与不真实吗？笔者认为，在勾勒出李普曼据以得出其结论的那些理论预设及其现实依据之后，我们可以据此来对比与检视当下的社会现实情境，从而回答这一问题，并给出一种颇不同于李普曼的理解与认识：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社会民主与自由作为观念形态已经普遍深入人心，作为制度设置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作为新闻传播之根本前提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不仅作为基本权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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