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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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

作者：孙传钊

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问世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当时作为特约稿刊登在《纽约客》上。刊出后马上在欧美引起极大震动，招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质疑。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把大屠杀的责任竟然归咎于受害者犹太人自身，特别归咎于犹太人社群普遍受人景仰的领袖人物，更使人愤怒和不解的是，阿伦特自己是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不得不流离失所，最终流亡到了美国。欧洲流亡来美国的“部落”里的老朋友纷纷与她绝交，青年时代开始长年交往的友人约纳斯也差一点为此与她断绝往来。二、阿伦特把一个沾满犹太人鲜血、负责向屠杀集中营运输犹太人、身负杀害无数人命罪行的忠实的纳粹军官艾希曼，说成只是一台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因而其行为不是负有康德所谓的“绝对的恶”，而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独创的一个概念，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言行来看，并非是一个有极端反犹主义信仰的纳粹分子，只是一个“怪物”（ungeheuer）、一个不足道的丑角（hanswurst）而已。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见到的艾希曼“既不阴险狡诈，也不凶横”，缺乏思维和判断能力，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犯罪者。——这一定性，受到许多受害者的犹太同胞质疑。尽管如此，“平庸的恶”（banalitat des bsen）这个政治哲学概念，五十年来逐渐为各国学界接受，近年来我国也经常有人撰文时援引这个概念（比如《社会学家茶座》二零一三年第一辑就有一篇题为《平庸的恶》的文章）。阿伦特这个概念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展而来，她把韦伯所谓官僚体制的组织扩大到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机器，由于有这样一个学术衔接，这个抽象的概念最后还是被人们所接受。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业绩，也是阿伦特能获得二十世纪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学家评价的缘由之一。二零一二年玛格雷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1942- ）摄制的电影《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诞生一百周年，二零零六年开始拍摄）上演后，一些影评对特洛塔的批评，在德国又引发新的一轮对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描述的艾希曼的形象及对其评价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质疑。众多的议论中，人们援引作为证据的材料中，最有冲击力的是来自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贝梯纳·斯坦格奈茨的历史大著（长达六百五十多页）《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vor Jerusalem， Das unbehelligete Lebe neines Massenmrders）。斯坦格奈茨搜集了大量关于艾希曼在阿根廷言行的资料，构成的此人形象，与阿伦特描绘的他在以色列国家法庭上的形象大相径庭——并非是一个“官僚式”的杀手，而是一个地地道道自发的、死不悔改的反犹纳粹分子。这本无出其右的研究艾希曼的专著问世，使得“平庸的恶”这个概念适用性又成了争议的对象。

斯坦格奈茨原先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她在研究康德过程中发现康德思想中隐含反犹要素。也许因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屡屡用康德的道德命题“绝对命令”为自己的“服从”希特勒辩护，斯坦格奈茨开始对艾希曼这个人的本质及其历史产生了兴趣。她援引的证据中引人注目的是和艾希曼同一时期逃到阿根廷的荷兰的希特勒信徒、记者韦雷姆·萨塞的采访记录，他曾在阿根廷采访过艾希曼。这次采访的部分记录，一九六零年曾在英国的《生活》周刊和德国的《明镜》中刊出。阿伦特也曾读过这文章。艾希曼后来一直否认萨塞的这些记录，而且当年审判时，以色列司法当局也无法证实萨塞文章所记录的内容是否真实。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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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格奈茨通过细致的资料搜集，战后逃亡到阿根廷的艾希曼的言行终究逐渐清晰起来。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个时期，艾希曼每逢周末要和阿根廷右翼出版社创始人菲列希（Eberhard Fritsch）见面，商量在阿根廷出版宣传纳粹理论的普及读物。这说明艾希曼并非是一个没有信仰，不思考的“齿轮”。再如，斯坦格奈茨找到了当年萨塞采访艾希曼的录音带。回答采访时，艾希曼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知道，算起来总共有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可惜只杀了其中六百万，要是杀完一千零三十万我才满足呢，那样就好了，才可以说消灭了敌人。”（Stangneth，a.a.O.，S.392）这段录音的真实性，还得到韦雷姆·萨塞的女儿萨斯基亚·萨塞（现在是哥伦比亚社会学大学教授）的证实。父亲开始采访录音的时候，她十岁，已经从荷兰移民到了阿根廷。

这么一来，阿伦特在旁听席上观察到的法庭上艾希曼的言行，对他形象和本质所得出的结论和评价就大成问题了。为什么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形象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呢？除了阿伦特自身的判断力或者说判断的先验角度出了问题之外，人们认为面临死刑艾希曼为了开脱罪责的巧妙的表演也是一个要素。针对这一点，去年，斯坦格奈茨还把审讯艾希曼的以色列的阿皮奈尔·莱斯大尉当年的手记编辑成的单行本——《谎言！全部是谎言！》（Lge！ Alles Lge！ Aufzeichnungen des Eichmann-VerhrersAuner Werner Less）也出版了。莱斯看穿艾希曼为自己辩解表现了演技，企图装成一个可笑可怜的丑角蒙混过关。可惜，以色列司法当局不吃这一套，艾希曼没有成为影帝，没能逃脱一死的命运。

斯坦格奈茨的工作成果，使得人们对玛格雷特·冯·特洛塔编导的电影《汉娜·阿伦特》的评价大打折扣。其实，这有点冤枉了特洛塔。特洛塔着手制作电影时，斯坦格奈茨的著作尚未问世。而且电影中关于耶路撒冷审判部分，特洛塔完全采用当年纪录片的带子，没有启用演员扮演艾希曼，没有企图塑造一个艺术人物形象。特洛塔想让观众自己根据真实场景对艾希曼这个人物做出评判。再说，如要求制作的艺术性传记电影完全还原、保持历史记录版那样的真实，作为影评也是太过分了。那么，斯坦格奈茨如何看待阿伦特的失误呢？表示自己并非要破坏阿伦特在公众中的形象，对哲学史上的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这一命题依然必须保持很高的评价。她还准备出版一本《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文本点评》，通过点评表达自己对阿伦特的敬意。她认为，问题是作为哲学家、政治学家的阿伦特，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阿伦特（尽管阿伦特一贯只承认自己是个政治学学者），把艾希曼这个具体的恶贯满盈的凶手作为“平庸的恶”的典型，有失历史的真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其实，实证性欠缺，这也是阿伦特学术的一个软肋，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当年遭受的批评中，也有缺乏历史实证这一条。阿伦特青年时代受到的学术训练偏重于抽象理论的推理归纳，历史实证并非是她的强项，而且，历史实证研究需要相当的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和时间，而阿伦特始终作为半个学术票友活跃在美国的学术界。正像她自己所说的，人类的真理分成两种，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理性真实）。前者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我想，在不掌握或者无法掌握事实真实的条件下，发挥后者的特长，做出抽象的理论概括、归纳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历史的实证需要艰苦、长期的工作，抽象高度概括需要系统、哲学训练，而这两条在今天我国学术界都成了稀罕之物。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邪恶人物在公众场合的表演，特别是有点演技的表演——这也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和《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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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塔在拍摄电影时，阿伦特《关于犹太人的文集》（The Jewish Writings）业已问世。这本收集了阿伦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关于犹太人问题论文的文集，使读者们对阿伦特有一个新的认识：尽管阿伦特生前曾尽力淡化自己的犹太性，很多研究者把她和肖勒姆、约纳斯、列维纳斯有所区分，把她作为犹太性之外政治哲学家看待，但是作为一个被同化了的中欧有教养的犹太人，作为一个被德国文化熏陶了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最终也难以摆脱犹太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可能特洛塔读过这本文集，在电影中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阿伦特。比如，不仅逼真地再现她六十年代住过的公寓、生活场景，还刻画她与非犹太人丈夫布吕赫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再如，电影结尾的台词，强调犹太人面临迫害是应该选择反抗，还是甘愿顺从？原来不少研究者认为，三十年代阿伦特流亡法国七年间，很少著述。其实那时候她还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那篇《反犹太主义》的大论文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本论文集反映了她到美国后的思想发展，都源自她思考自己和同胞为何会遭受迫害的那个出发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自己承认当年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后来她主张两个民族共存的巴勒斯坦，才与复国主义分道扬镳。以往不少人把《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作为她政治哲学的主流，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为一种时论带来的副产品。关于犹太人问题论文的文集让人们重新考虑：犹太人自我认同是否阿伦特思想发展的原点和主线？早年的《拉艾尔·法伦哈根》是一个起点，而那本《作为贱民的犹太人》文集说明了当年编者费尔德曼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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