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套子里的人》主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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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套子里的人》主题新探

作者：樊琳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9年第7期



樊琳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人教版必修五小说单元的精读篇目。按照全册必修教科书“阅读鉴赏”板块的教学计划安排，本册教科书小说单元的学习重点应该是引导学生“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必修五教科书第一单元教学说明）。据此，如何正确理解这篇著名小说的主题呢？换言之，契诃夫创作这篇经典小说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呢？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是这样归纳的：（1）社会的角度：揭露了沙皇政府对自由的压制、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众的专制。别里科夫能辖制小城的人们，其根源就在于有反动政府的统治作为他的后台；（2）个人的角度：别里科夫作为一个小人物，既可恨又可悲，他思想上保守顽固，恐惧社会进步，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他在政治上成了反动政府的卫道士；他在现实社会中，也因为和众人格格不入而孤僻一生，最终孤独地死去。别里科夫个人的一幕幕丑剧、喜剧、悲剧，都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造成的，因此，别里科夫的形象折射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很显然，这两个方面的“归纳”都是紧扣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都是强调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

事实果真如此吗？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诚然，在文本解读中，特别是在主题探究中，也许再也没有像“介绍时代背景”这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了。就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大力倡导：“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毫无疑问，借助于对作者情况、创作动机，特别是时代背景的了解，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全面、准确而深刻地理解文本，从而发现与建构文本意义。但现实的问题是，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虽然非常紧密，所谓文学作品是时代生活的反映，但这种“紧密”远非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线性”：有什么样的时代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样的时代就只能产生什么样的作品；相反，这其中固然有“时代背景”，但也应该有“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心理背景”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岂能以偏概全？英国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特雷·伊格而顿说的好：“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这些东西都应该就其本身而被研究，而不应该被化简为其他东西。”[1]所谓“文学即人学”的著名论断，就深刻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对于任何作家来说，他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人就是他们创造的对象和根据，创造的源泉和出发

点。”[2]正因为如此，大凡杰出的作品都把形象的刻画作为重中之重，或浓墨重彩，或简笔勾勒，但所塑造出来的形象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

事实上，《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写作时间固然是1898年，当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但作品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塑造了一个具有跨国界、跨时代的巨大概括性的典型人物，也就是说主人公别里科夫的艺术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它已经超越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它所蕴含的意味，也已经不会仅仅是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所独有。“套子式”的人物，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每每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不知凡几，而且还会永远地继续上演并流传下去，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类灵魂中的封闭、保守等丑陋人性，不可能只有沙俄时代才独有。“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就是明证：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契诃夫是19世纪末期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浅表地认定他只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抨击，而不是对封闭、怀旧、保守等人类丑陋人性的刻画、揭示和无情的批判？把一篇反映人类社会“共性”特征的作品说成是某个时代“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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