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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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

作者：郭春林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0期

承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对“新工人”群体的书写和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无疑，这与目前中国近3亿的农村进城人口有关，而且，随着城镇化政策的全面展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加。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而且，即使我们撇开底层这一道德立场，从人口数量来说，它也理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现象和问题，我甚至想说，它就是最重要的现象和问题，没有“之一”。因此，需要整个社会紧密关注，这其中理所当然就包括学术。因为这一进程必然深刻地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及其未来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任何相关的学术领域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大环境。

如何讨论这一现象，在什么意义上对其进行理论化和问题化的研究，又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实践，无疑是一个挑战。一般地说，理论化和问题化的前提是历史化和具体化，只有在历史化和具体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其现实社会各种关系和结构中的真问题;但两者都不应作为最终的目的，必须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对从实际和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最终回到现实中，落实在实践上。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以求得最佳方案。对“新工人”现象及这一群体的关注和研究也应如此。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不少是从这一群体的市民化角度进入并展开的;有从宏观或微观经济，全球经济或区域经济的角度进行的;有从传播学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研究;有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化史的宏阔背景中展开的研究;也有从政治学，特别是制度理论进行的研究，甚至还有从文学理论背景展开的研究……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策研究，基本上可以说，这些研究多以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方法或理论框架。而且，研究者不仅仅是中国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也有不少洋人的身影，或西方学术、经济机构。这样的现象无疑充分地说明了其重要性。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原本就蕴含在这一命题和对象中的“文化”因素。在“文化研究”看来，“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三者同样都是产生这一现象，并对其构成深刻影响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从另一面来讲，即使我们不特别地强调“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也只有在三者有机地扣连在一起的基础上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才真正指向未来，且根本有效。

什么是“文化”？或者说，就“文化研究”而言的“文化”究竟意指什么？简单地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意义系统，通过生活方式再现出来，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命名就体现了“文化”的内涵。 对“新工人”群体的命名，在近30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变迁史。从“盲流”到“民工”，从“打工妹/打工仔”到“进城务工人员”，从“移民工”再到“农民工”，而在工厂和企业中，他们甚至只有工号或工种名或户籍地名（这样的形式也被包装成现代企业文化，美其名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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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制度”，但我们必须问，这个“高效”最后和最大的获益者是谁）。从名号的变迁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面对这一群体的尴尬，以及社会有意识地调整对待他们的姿态和立场。尴尬的是总也找不到最贴切的概念能够将这一群体全部囊括在其中，而变化的姿态则是因为明显感觉到了最初的称呼所包含的侮辱意味，更为实际的是，毕竟大规模工业化的时代不能没有他们，必须使他们合法化，至少是法律层面的合法化。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实不能至。于是，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就这样挣扎在“名”与“实”的悖谬中，学术无法自洽，政策不能圆通，整个社会和市场尊奉的是同一个立场和态度，他们是市场要素，只应该受“市场规律”的制约。而所谓的市场规律，不过是资本的选择权。然而，市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理应有自己的原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就来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文化当然具有政治性。

不幸的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正处在危机中。这一危机具体地就体现在他们的合法化过程既不平坦也不彻底的艰难之路上。孙志刚无辜的死是此前类似事件的总爆发，最终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废除，但他们获得的仍然只是出卖劳动的自由，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尊重。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仍然是他们的奢侈品。对劳动者的尊重也就是对劳动的尊重，然而，我们时代的价值标准尊重的恰恰是资本和权力，正如新工人创作的歌中写道的那样，“劳动的价值被风吹走”，“资本俘虏了一切”。在这样的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中，作为劳动者的新工人又怎么可能不被“边缘化”和普遍的底层化（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贫困化，或无产阶级化）？实际上用“边缘化”描述他们的处境并不准确。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生产了遍及全世界的商品，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相当一部分服务，但最终他们所获得的少得可怜的回报不过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与他们创造和生产的价值根本不成比例，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的系统中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一方面，迄今为止，没有人说过，人应该尊重商品，无论怎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商品。但众所周知，商品是劳动过程的成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者的付出。一般意义上说，自然物仍然只是自然物，而不是商品，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最成功的策略就是将劳动从商品中剥离出来，人们在使用商品的时候可以完全忽视、无视甚至鄙视劳动的存在，商品具有的只是其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劳动者多半不会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一，其地位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主流价值系统中基本上排在资本和生产资料之后，这样的顺序本身就包含了对劳动力和劳动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这样的排列顺序中没有“人”的位置。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名号的变迁史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劳动力彻底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而在我看来，新工人至今仍然无法取得一致的名号，其尴尬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劳动力，是商品的一种，他们是否有一个合适的名号并不重要。对掌握了命名权的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能否带来利润。然而，即使他们有商品的属性，他们也是特殊的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人。他们无法接受被权力和资本命名的命运，他们要争夺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自我命名。他们不再是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法国农民，他们不需要被代表。正如吕途在其《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所说，“话语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而“„新工人‟是我们的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于是，他们坚决地拒绝了“农民工”这个简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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