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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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单位制的形成及其特征

作者：纪乃旺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0期

摘要：单位制自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之后，经过随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步成为国家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历史的社会制度，其对于社会整合尤其是推动新中国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自主发展空间，造就了高度依附型的总体性社会，并使国家和经济体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背负。

关键词：单位制 再分配制度 组织性依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13-03

制度与结构是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运作的决定性力量。20世纪后半期，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城乡二元化结构和遍布并渗透于各个角落的单位制。服务于意识形态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发展战略目标下工业化的中国单位制，既是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社会组织形式，更是国家权力全面扩张的社会控制系统。单位作为国家代理，行使着全方位的组织、治理、发展、控制和资源分配等职能，是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合成物，故又被称为再分配制度。

单位制自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之后，经过随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步成为国家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站在后人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历史的社会制度，首先应当承认其对于社会整合尤其是推动新中国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自主发展空间，造就了高度依附型的总体性社会，并使国家和经济体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背负。 一、单位制的形成

尽管中国单位制在20世纪共产革命中就已初现雏形并在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成为统领性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制度，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制度走向衰落之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一直处于空白。最早涉足该研究领域的是一位叫瓦尔德的美国学者。他在1986年出版《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一书中，对中国单位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再分配制度”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工厂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一个环节，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企业组织的特殊组织形式，因为中国的社会成员在通过工厂这种单位形式获取物质产品、劳动和机会等生存性稀缺资源的同时，形成了对单位的“组织性依附”，而这种建立在稀缺资源再分配基础上的“组织性依附”是分析单位制的核心概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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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研究该制度的学者路风，在其代表作《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文中提出了“单位体制”的概念。他把单位体制定义为“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2]。20世纪80年代后期单位制的研究成为热点以来，一时间对单位制的定义呈现众说纷纭之状，但总体上看主要从以下四个视角加以界定，即国家与单位的相互依赖关系、单位自身的特征、个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及将上述三者综合在一起阐述。与此同时，研究领域也从原来最狭隘意义上的工厂扩展到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进而涵盖了人民公社这一最宽泛意义上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

再分配制度下的中国单位，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场所，也不同于西方具有明确技术和程序规范的企业组织及以效率为根本原则和目标的厂商。它并不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也不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单位制下，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内容都与单位紧密相连。如此全方位的利益给予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作为单位的“领导”，国家通过隶属于她的单位对其成员利益进行支配，从而实现了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引导。如果单位成员拒绝这种领导，就有可能失去单位人的身份及其既得的利益和保障。同时，单位也顺理成章地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着强制约束。单位对其成员的强制约束是通过单位的行政特性实现的。不论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都隶属于一定的行使政府权力的上级机关，这些上级机关也以不同的方式赋予单位一定的管理单位成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单位就不仅能对单位成员进行工作纪律的约束，而且可以运用特殊的行政权力对单位成员进行全面的强制约束。单位不仅可以有管理单位成员的工作行为的责任，而且还有管理其社会性行为的可能，即单位成员的思想和品德方面。单位成员在单位外造成的过错，很多也要由单位进行处理。最终，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成长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所必需的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相当程度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了单位内每位成员的全部生活。因此，“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工作单位，那么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3]。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石，单位制对社会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单位制不仅建构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模式。单位制及与之相配套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体制内的人设置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生活空间，使得人们的各个方面都严重受制于单位，形成某种共性化的生存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单位人”。

单位的出现与发展，固然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经验和中国传统洋溢着“父爱主义”的家族制度有关[4]，但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特殊压力。这种特殊压力，归结起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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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政治解体与社会解体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4]。一方面，在清王朝丧失统治权威崩溃以后，中国非但没有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并以现代化为导向的中央权威体系，反而陷入军阀混战与外强入侵的连绵不绝的混乱境地；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秩序解体以后，社会结构转型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阵痛之中，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于是，结束混乱，恢复秩序，步入经济、政治发展的正常轨道便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任务和人民大众最强烈的呼声。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现代化所需的资源稀缺而分散，如何在背负沉重的人口压力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现代化资源，不能不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建构现代化组织体系所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三是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面临着特别沉重的赶超压力。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尽快摆脱经济落后的被动局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步伐，客观上向新中国提出了必须在现代化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上进行制度创新的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制的本意就是对为应付上述严峻挑战而存在社会组织体系、现代化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产物[6]。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态下，单位制的建立是实现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组织化、克服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社会整体性危机的唯一选择。通过单位的组织中介，几乎全民都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到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即使农村的人民公社也具有某些单位属性），一元化政治权威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二、单位制的特征

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慢慢归结出单位制这种特殊的制度化组织的一些基本特征。

1.资源垄断性。首先，国家通过单位制对经济资源进行垄断。在单位制中，国家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并通过单位组织的平台，向单位成员分配其所必需的生活资源。对于单位成员来说，单位是他的衣食父母，是其生活、福利的基本甚至唯一来源。单位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当国家垄断一切经济和生活资源，体制外的民间资源不复存在；当单位已成为人们生活福利的唯一源泉时，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别无选择的依附境地。离开单位，放弃单位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就根本无法在体制外找到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源。

除了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经济、生活资源，单位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重要的并且又是无形的“制度性资源”[5]，例如各种机会、分配、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在单位中，员工及其子女的就业机会的分配由单位进行，而且单位掌握着有限的向上流动的包括提干、入党、出国进修等在内的机会；单位是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没有单位出具的证明，甚至不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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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结婚或申请离婚，更不能外出旅行，以致不能购买飞机票乃至投宿住店。单位还掌握着个人档案，内容包括个人身份的所有记录以及个人的全部业绩与污点。只要单位控制档案不放，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单位归属。即使改变了单位归属，人们也无法割断同档案所记录的个人历史的关系而获得全新的社会身份。总之，单位通过对各种制度性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了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

2.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单位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机构形态。它能够满足成员的基本需求，但也对成员的地位和角色作了“规定”，有一些在任何单位形态里都适用的基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有一些只有在单位形态里通行的特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在中国的单位形态里，政治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形态整合于单位，成为单位结构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在中国单位里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个人只要进入单位，在单位形态里生活和工作，就会不可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社会化为一个单位人，扮演着单位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具有特定的社会地位，把单位形态中的行为规范和取向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取向。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单位制的一项重要现实功能，就是使国家得以轻而易举地动员所有单位人自觉不自觉投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面对“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处境，几乎任何一个单位成员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的自主意志，丧失了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独立评判和自由取舍的现实基础。一个单位成员，哪怕是对一场政治运动心存疑虑，甚至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迫于生存的压力，也不能不违心地投入运动，身不由己地从事着“表态”、“揭发批判”等各种活动。

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器曾长期灌输和倡导着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个性化选择，都会被当做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在“左”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个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都同政治立场、政治觉悟与道德品质挂起钩来。而在单位制中，所谓“政治觉悟”等等又是个人获取各种稀缺的社会流动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不能不使单位人在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生活选择，放弃任何自主意见的表达，学会按照能够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所接受的方式去生活。

3.结构的稳定性。由于依附性结构的存在，客观上决定单位具有特殊的稳定性。单位制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的社会交往限制在了单位内部。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与单位高度相关，单位内部的交往关系更容易使成员之间产生诸多“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单位内部生活丰富的自足，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在单位外部开展社会交往的内在需求。单位生活的封闭性，在单位制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刚性作用下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首先，户籍制度所建立起来的严密的城乡壁垒限制了人员（特别是农民）的有序流动。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所提供的永久性就业制度，又排除了单位利用解雇单位成员而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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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一个单位成员只要没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保留其单位人身份。这样，通过严格控制单位成员进出单位的社会自由流动，单位制有效地维持了单位世界的相对稳定性。

其次，劳动人事制度对单位人不同身份的刚性划分，同样严格地限制着单位人在体制内的社会流动，它将绝大部分单位人长期固定在一个个特殊的社会位置上。除了少量的转干机会以外，工人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将自己的身份改成干部，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改变城乡户籍身份。同样，干部群体“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剥夺干部身份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样，在刚性身份制度的作用下，单位内部世界的结构和秩序，以及绝大部分单位成员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也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状态。

最后，单位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以及单位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横向流动的高额机会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实际流动的可能。在计划经济时代，当一个人对自己归属的单位感到不满，希望改变自己的单位归属时，唯一的选择便是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工作调动。在严格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的限制下，个人提出的工作调动同样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要完成调动，必须征得调入单位和调出单位的同意，而两者对这一事件的取向往往恰恰是相反的：调入单位通常只愿接受素质较高的人，调出单位只愿放弃素质较低的人。为此，调动者就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以各种方式来做说服工作，除了那些有能力博得人们同情或符合国家政策的理由的人外，这其间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足以令人筋疲力尽。更重要的是，按照单位制的惯例，一个人在单位内部的地位以及他所能享受的单位福利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本单位工作的资历和表现，以及他与单位领导、同事的人际关系。要取得和巩固自己在单位内较好的地位，一个人往往不得不在这些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一旦调出原单位，就意味着这些业绩表现与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感情投资”全部付诸东流。而当他进入新的单位时，与新同事相比，在这些方面势必处于劣势，势必得重新“白手起家”。这一切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最终放弃退出原单位的打算。结果是，除了正常的组织调动，大部分单位成员往往都会在一个单位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所归属的单位就是他终生的人生舞台。这一事实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附心理以及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单位圈子内的封闭化的心态。 参考文献：

[1]Walder Andrew，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6.

[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1). [3]李汉林，等.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J].管理世界，1994，(2). [4]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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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J].探索，1993，(1). [6]揭爱花.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2000，(5).

[责任编辑 刘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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