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博物馆藏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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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博物馆藏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述略

作者：王滨

来源：《蒲松龄研究》 2015年第4期



王滨

（淄博市博物馆，山东淄博255035）

摘要：蒲松龄的传世巨著《聊斋志异》版本众多，大都以青柯亭刻本为祖本、母本翻制刻印。青柯亭本的问世，真正实现了《聊斋志异》由稿本、抄本到刻本的突破，并且改正了一些稿本和抄本存在的讹误，又由于其最接近原作，蕴含了大量的史料，青柯亭刻本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版本，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淄博市博物馆藏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是罕见的青柯亭初刻本、首印本，因存世量极少，弥足珍贵。该套书的征集入藏，是蒲松龄故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大收获，为《聊斋志异》的综合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关键词：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赵起杲；鲍廷博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9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15-10-20

作者简介：王滨（1969-），男，山东临沂人。淄博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保管部主任，主要从事文物摄影、文物考古绘图、文物管理保护及文博研究工作。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且蜚声海外，它以简练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文章结构布局严谨、巧妙，人物描写细腻、生动，堪称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除此之外，版本繁多也是《聊斋志异》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聊斋志异》在成书完稿之后，由于卷帙浩繁，加之蒲松龄一生潦倒，无力付梓刻印，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世间流传。蒲松龄去世后，其长孙蒲立德曾多方谋求官方和私家的资助，亦未能如愿。直到蒲松龄过世五十一年后，同为山东人的赵起杲组织刻印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问世，最终实现了《聊斋志异》由稿本、抄本到刻本的重大突破。《聊斋志异》的版本，除蒲松龄手稿外，还流传有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二十四卷抄本、三会本等，总数达六十余种［1］1。毋庸置疑的是，青柯亭本对后世的影响最为巨大，其价值不言而喻。因在其后相继出现的版本中，如石印本、铅印本、评注本、图咏本、拾遗本、辑校本、合编本、民族语译本、外文译本等，大都以青柯亭本为祖本、母本翻制刻印［2］88。在对境外传播中，《聊斋志异》也是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多达二十多种语言，版本近百种［3］81，足以说明其影响力。

淄博市博物馆藏有一套珍贵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是该馆于2009年在上海嘉泰秋季拍卖会上，经过十几轮的激烈竞价，最终如愿拍得。该套《聊斋志异》16开，线装本，全套两函16册。长：20厘米，宽：12厘米，总质量：1705克。书扉页的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为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书名，下款题写“青柯亭开雕”，字迹饱满，运笔有力，顿挫有致，富有节奏感，笔锋苍劲而不张扬。卷首有余集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赵起杲弁言、聊斋小传（淄川县志）、聊斋自志、刻聊斋志异例言和王士正、鲍廷博等人题词，最后是十六卷总目，卷末附蒲立德乾隆五年（1740）所作跋。共收文431篇，每卷首篇名前均印有“淄川蒲松龄留仙著”“新城王士正贻上评”。“新城王士正”即清代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


禛（1634-1711），原名王士禛，因避雍正讳，改名王士正，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蒲松龄曾将《聊斋志异》求教他，王渔洋对其作品评价颇高。王渔洋不仅是《聊斋志异》第一位评论家，也是第一个给蒲著以正确、高度评价的文学家［4］84。“开雕”，意为开始雕刻，说明该书为木雕版本，而非影印本、翻印本等版本。

该套《聊斋志异》完整无缺册，内页无缺失，通过对纸张、印刷及雕刻风格仔细甄别、揣摩，观其雕工精到，笔划清晰，棱角分明，选用纸张考究，印制墨色均匀。经过“蒲学”研究专家盛伟先生等人鉴定，这是青柯亭版本的真本、初刻本，并且还是罕见的初印本！初印本因其印制数量有限，流传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更彰显其珍贵，是不可多得的《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真品。

青柯亭本初刻发起者赵起杲（1715-1766），字清曜，号荷村，又号冠峰，山东莱阳城西祝家楼村人。书香门第，是进士赵崙之曾孙。乾隆初年，他以贡生起家任小吏，因为善于治狱，处事英敏，历任福建连江、古田知县，浙江杭州府总捕、同知。乾隆十一年（1746），赵起杲得到两本《聊斋志异》手抄本，如获至宝，珍爱有加，遂萌生出版刊印的意愿。之后，在相继采集了周季和、郑荔芗、吴颖思等人收藏的手抄本基础上，赵起杲又将多部手抄本集合在一起相互校核，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本子。

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因接待乾隆南巡有功，赵起杲升任严州（今浙江省建德市东北梅城镇）知府，随后开始着手《聊斋志异》的编辑校订工作。为更加专业严谨，他邀请当时杭州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余集担任主编，对《聊斋志异》进行校勘编排刻印。由于当时木雕制版成书费时费力、耗资巨大，赵起杲动用自己的薪俸甚至典当家产筹集资金，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历经磨难，才使这部《聊斋志异》得以顺利刻印。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斋志异》前十二卷在严州刻成问世，原本准备一并把余下的四卷本刻完，赵起杲却由于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余下四卷，后由其四弟赵皋亭及友人鲍廷博主持刻成。

纵观清代品类繁多的雕版印刷书籍，综合评判其优劣，以私家刻书价值为最高。它们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有名望的文人所刻本人的著作和前贤诗文，此类书大都是手书上版，即所谓的“写刻”，对于纸墨的选用较为考究，完成后的刻本即为精品，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辑佚、考据、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逸书、丛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乾嘉时期的一些藏书家聘著名校勘学者从事校书刻书，以丛书居多，其中以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较为著名。

鲍廷博（1728-1814），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刻书家。字以文，号渌饮，别号通介叟，室名知不足斋，取“学然后知不足”意。祖籍安徽歙县长塘，后定居桐乡县青镇（今乌镇）杨树湾。藏书甚富，广录先人后哲所遗手稿不计其数，仅流传至今有名可稽者就达140余种。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共收书3503种，鲍廷博长子士恭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内多为宋元以来之孤本、善本，居私家进书之首。从此，知不足斋之名上达朝廷。同时，鲍廷博也是赵起杲的至交好友。他以藏书家、刻书家的独到眼光，看到了《聊斋志异》所蕴含的市场价值，鼓励赵起杲完成刻书，他不仅出资相助，在正式“开雕”后，还帮助审定解决遇到的问题。后来赵起杲猝然离世，更是鲍廷博完成了他的未竟心愿，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完整的16卷本的《聊斋志异》。所以鲍廷博成为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完整刻印成功的关键，自始至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起杲为《聊斋志异》的出版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为缅怀他，《聊斋志异》的首刻版本即被称为“青柯亭刻本”，简称“青柯亭本”、“青本”。“青柯亭”是严州府里的一座普通四柱石亭，但由于赵起杲和青本《聊斋志异》的渊源，而被世人传颂。当年，赵起杲和编辑勘校人员常聚于亭中讨论稿本，青柯亭刻本故因此而得名。青柯亭现坐落于严州中学后面，亭匾


“青柯亭”三字为已故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墨宝，亭联“桂馆秋香青柯传世，梅城春丽聊斋留仙”，则由诗词大家戴盟老先生亲笔题写。

一部文学作品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来取得人们广泛的认可接受才能算完成，并以此确立其社会影响［5］70。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问世后，在《聊斋志异》的流传和当今“蒲学”的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2］70，对《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首刻本，是依照蒲松龄原稿本校排的，上有赵起杲的长篇弁言，详细讲述了《聊斋志异》抄本的流传过程，因此，青柯亭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显得更加珍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手抄本相比，刻本在流行传播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印量大且可以避免在传抄过程中发生谬误，保证了书籍版本传承的相对稳定。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所依据的几种抄本中，山东乡宦郑荔芗的抄本是淄川蒲家的“原稿”之过录本，虽不一定是定本，但与原稿已相差无几，保证了青柯亭本源头上的纯正。不仅如此，青柯亭本的编者在与各种抄本、稿本作了比较对勘后，改正了稿本和抄本的讹误，提高了书稿的质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于刊刻较早，也是最接近原作的刻本，且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如某些篇后的附记，仅见于青柯亭本，这对于作品探源，对作者创作心路历程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2］89。

长期以来，淄博市博物馆为弘扬和传承地域文化，把与淄博清初三大名人（王渔洋、赵执信、蒲松龄）相关的遗物和文献资料作为征集收藏的重点。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存世量极少，仅有山东、天津等少数博物馆、图书馆有收藏。因此，这部珍稀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不仅是祖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大收获，填补了实物资料的空白，而且为《聊斋志异》及作者蒲松龄的进一步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显示出它独有的价值。淄博市博物馆不惜重金，将该套书带回蒲松龄先生的故乡——淄博，对“蒲学”研究者和喜爱《聊斋志异》的读者更是一件幸事，同时也给了蒲氏后人和广大市民一睹青本真容的机会。

参考文献：

［1］赵永泉.《聊斋志异》稿本铸本青本之间的差异［D］.曲阜师范大学，2010.

［2］朱睦卿.书传四海版刻严陵——赵起杲和青本《聊斋》［J］.蒲松龄研究，2005，（4）.

［3］李海军.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英译概述［J］.外国语文，2009，（5）.

［4］周锡山.王渔洋《聊斋志异》评批述评［J］.蒲松龄研究，1995，（1）.

［5］白鸥.齐鲁文化的影响与青刻本《聊斋志异》的出版［J］.管子学刊，2013，（1）.

（责任编辑：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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