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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东
谈及语文,我很想说说我的父亲和他的菜地。李政涛教授曾说他对教育最深的理解与感知,“不是来自于教育学的课堂,也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家庭生活”。我深以为然。 我的父亲两年前走了,那块地也多多少少颓废了。
我常常会站在地边,看着越来越稀疏的绿色,看着被夏日阳光晒皱了的黑土,想着父亲弯着的腰、弓着的背,还有止不住深情的昏黄的眼,就觉得很是愧疚。我刚上讲台,父亲就在家门口附近刨出了这一畦畦散地,边边角角的,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我看着他松土,播种,施肥,浇水,悠悠闲闲,轻轻松松,侍弄得春光无限,再看看一天高过一天的绿色惬意地在风中站立,就觉得种菜是个简单活。父亲总说我是拿不起锄头的人,我不服气,偶尔也会扛在肩上晃悠悠地走几步,父亲就会很得意地说,拿锄头的养出了拿粉笔的,他这辈子最大的收成就是我。“你好好教书,像我种地一样。”父亲一边挖地,一边回头说。黄昏中,几只小鸟飞得老高老高的。 可是,年轻的我没能听进去这样的告诫。
教书没多久,一种职业厌倦感悄悄进驻心头,我开始埋怨我的学校,埋怨我的学生,埋怨我从事的职业。每天一个节奏地上课、批改,每天要找这个喊那个学生或家长谈来谈去,每天要盯着教室里晃动的脑袋和走神的眼睛,每天要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送走太阳迎来月亮,我觉得单调又烦躁。最危险的是,我竟然不喜欢语文课了,那一篇篇美文被我讲得越来越无趣,越来越没有水分。我只把教参上的内容抄到备课本上,抄到黑板上,学生把我写在黑板上的再抄到笔记本上,几番折腾,最后,我们在试卷上再次相遇,语文和语文教学,如此而已。面对学生,背靠黑板,每天摊开满是粉笔灰的手掌,看着青春慢慢流逝,再想想窗外的五颜六色、鲜艳生动,我的眼睛里就写满了黯淡。 我不想教书了,没意思。我这样和父亲说。 那你想好做什么吗?父亲淡淡地问。
没有,反正教书没意思。想着那些晃晕我眼睛的各项考核的诸多数据,我狠狠地说。 “看看这块地,你就是没好好看过。”父亲不理会我了,闷自侍弄他的蔬菜…… 父亲的地,我没好好看过?一簇簇嫩葱骄傲地仰视我,我愧疚地缩回了眼。
我的眼睛从来都是随意掠过这片土的,那被父亲精心整饬的土地是怎么样铺展绿意的,我还真的没细细思量。这水泥路边留出的土,几经碾压拨弄,粗糙随意,歪瓜裂枣般的,算不得好土,不厚实,不湿润,不肥沃,父亲却硬是把它修改整理成一畦畦盎然的绿意。我只见那水灵灵的绿色的菜,却很少去阅读它们的土地,那些貌似干硬冷峻的土块是怎么样温柔地滋养这些生命的,我更是无暇思考。我的眼光朝下,父亲用锄头轻拨着土块,一边和我说着种菜经验。“要看到深,做什么事都一样道理。”父亲不紧不慢地说着,眼朝大地,
一脸庄重。家乡方言里,“深”与“心”同音,我自然地理解成“要看到心”。父亲透过冰凉看到蕴藉的生命热情,是穿越粗糙触摸到了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姿,他的开垦,就永远有活力有诞生。看到深处,看到心深处,用心去看,去发现彼此的使命,父亲是用凝视的眼光去阅读他的土地,而我呢,则是匆匆扫视,浮光掠影,心神不定,自是见不到教育的绚烂,屏蔽了语文的美丽。
“要看到心,做什么事都一样道理。”父亲的絮叨之语,值得轻轻摩挲,不期然间触摸出了坚硬而厚实的质感。那些曾被我弃置于晦暗之处的诸多道理,生活的,教育的,语文的等等,都开始呼之欲出,幽暗中闪烁着光芒。
好好看看,就是用心凝视,朴实的父亲用他的朴素的种植教育着我。扫视,灵魂不在场地浮夸地走过,只会让你收集世界的粗糙轮廓,然后简单地用个人喜好去评判你根本无法预见的丰富。万物皆有情,凝视,就是交出你的心,浸润你的魂,去探知,去融入,去酝酿,去创造。凝视,你就会拒绝平庸,选择深刻,你就会不惮单调,谱写绚丽。这个浮躁喧闹的世界,各种精神的硬壳、硬茧在一层层地积累,把我们的生命包裹得愈发密实、和功利。对对世间事物,我们的感知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苟且,我们无力凝视,更无力回响,走得漠然,走得茫然。唯有看到心,我们的心灵才有辽阔与广大,我们的精神边界和灵魂疆域才有拓展。就像李政涛教授说的那样,“倾听之后,必有回响”,真诚的凝视,也必然给我们的生命和教育带来灵魂的悸动与增生。红叶飘落,你看到春天,风雨袭来,你看到收获。凝视,你会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生动。凝视教育,把自己的心灵交给每一寸土壤,每一株生长,你才会在每日行走的校园里采摘到感动和热烈,你才会透过那些琐碎寻找到生命的萌动、精神的交融、崇高的孵化。凝视教育,你才不会只让委屈、烦恼和忧伤铺满你的世界,你才愿意擦拭泪水微笑地走向校园的灯盏。凝视教育,你更会抖落一片片的抱怨,在繁忙中冷静思考,潜心阅读。凝视,你读懂了生命,读懂了使命,读出了教育的本质,读出了讲台的意义和艺术。凝视,对着世界,也对着自己的心。不躲避,不敷衍,不畏惧,诚心面对,相看两不厌,就像父亲在路边旮旯里的每一次挖掘,我们终究会开辟出我们的价值。
我静下心来,我提醒自己,我也有一块土地等待开掘,等待种植,等待绽放。那块土地,叫语文。
一定是我浮躁地走过语文,没有看到彼此的心,才会有那么多肤浅的抱怨和粗俗的不平。我开始认真地凝视“语文”,我一遍遍地读《语文课程标准》,我要把语文的理解定位准确。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文字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段有关语文课程性质的阐述,是每一个语文教师必须要深深凝视在心底的,我读得最多也最用心。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语文课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是引导学生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课。真实的语文课,或者说,纯粹的语文课,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应该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我又在很
多语文大家名师的著作里读到他们对语文的理解。叶圣陶先生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须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于漪老师告诫我们:“至于脱离语言文字,空讲内容,无限拓展、延伸,不是对人文的误解,就是故作高深,哪还是什么语文课!”黄厚江先生说:“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原来,语文教学简简单单,就是钱梦龙先生常常提醒的,“语文课就是老老实实地教会学生读书”。
要看到深,要看到心,理解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把握了语文课程的任务,我开始鉴别、思考自己昔日觉得好看的语文课堂。那些机械搬运、空话连篇的教学,或者貌似鲜艳实质干瘪的课堂,原来都不是真实的语文课。比如我的第一堂高中语文公开课《景泰蓝的制作》,为了制造点新鲜的色彩,我参考了语文杂志上的一个很是新颖的教学设计,然后像模像样地在我的课堂上复制了出来。“本着学习――实践原则,以班为单位组织景泰蓝制作管理者协会。协会设生产部、财务部、公关部三部门,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到自己感兴趣的部门去大显身手。”很快,学生们热情高涨,身为“董事长”的我则不失时机地对全体“员工”提出“了解景泰蓝(制作)”的要求,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全文,认识说明对象及特点。而后请各部门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份“可行性报告书”:生产部要论证设立生产班组的规划,财务部要论证不同生产班组的工人的工资比差,公关部则要完成首期广告宣传的创意。部长发言,员工质疑,水到渠成,就这样在盎然趣味中分别完成了对说明顺序、说明详略、说明特征的理解,又让学生得到了听说读写全方位的训练,真可谓“一举多得”。课得到了诸多称赞,可其实那时的我并不懂得别人这样设计的妙处,只觉得外形亮丽的“创新”课堂最能调动氛围,课堂热闹了就是好课。后来的很多课,我都刻意求新,尽想着些招数把自己的课堂点染成这样一尊又一尊的“景泰蓝”。《祝福》课变成了法庭审判会,《雷雨》课化作了感情辩论场,《林黛玉进贾府》是电视剧播放……当教学偏离了语文本体,我一度被异化了。“在‘创新’的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时候,我回归常识性思维;在常识性思维支配一切的时候,我致力于创新。”钱梦龙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原来,我们既要有所创新,又不能违背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面对繁华似锦的新课改,语文教学教什么?通过本真追寻,我们还是应该把教学落实到语言文字训练上来,这是语文的根。少些浮华喧嚣,多些宁静自然,洗尽铅华始见真。凝视,让我有了语文教学的回归,而且,再未动摇。 2000年的秋天,浙南片语文教学观摩会在丽水举行,我执教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教参告诉我,《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对北京“胡同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心态”,“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我就抓住教参上提供的这点内容,引导学生去体会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很是鄙夷了一会北京人的“忍”的生存法则。课的开场是京味儿十足的戏歌《前门情思大碗茶》,然后北京的胡同在PPT里徐徐展开,那一句“虾米熬白菜,嘿”我带着学生晃头晃脑地读得很是过瘾,在一声“再见吧,胡同”的长叹里,我们向这“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胡同做最后的告别。课获得了一片掌声,我也以为自己上得很精彩。可是没多久,我读到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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