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生需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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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什么是传播学

一门学科首先要明确其定义，这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我们的传播学，也就是什么是传播学？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本质，传播的本质是带有社会性，共同性的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和活动。这又涉及三个问题，即第一、研究什么（What to study）？第二、为何研究（Why study it）？第三、如何研究（How to study it）。

先谈第一个： 研究什么， 就是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常犯错误，因为这是前提，对象选错了，即使你非常明白研究的意义，方法运用的很正确，也等于徒劳，如果以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为参照，研究的硬件范围分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其中重点是媒介。但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研究对象选择的陷阱，如：1、追逐重大事件；2、追逐独特现象；3、追逐突发事件；4、追逐新名词；5、追逐新媒体；6、研究单一原因；7、研究常数（constant）；8、为比较而比较；9、为方法而方法（祝建华：2003）。

为何研究，也就是研究的意义，在此不再重复，重点想谈谈如何研究，也就是研究的方法。

具体到传播学，其研究方法分定性（质化）的和定量（量化）的。这两种方法不是仅以用不用统计学来划分的，其实许多质化研究也运用到统计学。它们的具体差别在：

1，质化研究 :（1）本体论（什么是真实？）：即真实是主观的，但这种主观是不同个体之间所认同的 ；（2）认知论（研究者与研究客体的关系）：即研究者与研究客体具有互动关系，互相影响，不能独立对待 ;（3）价值论（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判断）：具有 ;(4)方法论：归纳法，－－抽象概念，建立关系.

2,量化研究 1)本体论（什么是真实？）：即真实是客观的，不以研究者变化而转移 ;(2)认知论（研究者与研究客体的关系）：即研究者与研究客体不具有互动关系，不影响，相对独

立 ;(3)价值论（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判断）：不具有 ;(4)方法论：演绎法，－－阐释意义，在不同语境下 .（沈飞：2004）

就目前中国的传播学发展看，似乎定量方法的运用还太少，加强量化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对中国传播学的运用是有利的。我们传播学研究的两大缺陷--方法不严谨、情绪焦躁与我们定量方法的缺陷不无关系（潘忠党：2003）。

第二，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传播学是一门处于十字路口的学科，很多学科给予穿插，但没有留下来。就是在其发源地的美国，也没有真正的"传播学"这种说法，而多称为communication science(传播科

学),communication studies（传播研究）或者media studies (媒体研究)，而不是一门discipline(学科)..

关于传播学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争论的比较厉害，现在多倾向于其属于社会科学，关于人文和社科, 虽然说存在世界观, 认知论,本体论的不同, 但也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 如果我们认同人文包括文史哲的话, 至少文史具有历史性的经验总结, 上升到哲学. 但这显然我们的哲学与自希腊发源的抽象思辨不同. 社会科学的出现, 也是西方近代才出现的. 尤其是世界大战的产生, 让不少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去思考为什么人类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也是社会科学的发源, 直到马克思、韦伯对于社会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哲学建设. 总之,人文是去感受,去理解,去解释, 而社科是抽象, 概念化的过程. 从这点上来看, 马克思所抽象及论述的重要概念就是"阶级", 而韦伯论述了"官僚".

传播学研究中把软科学和硬科学相结合，把工具理性和社会批判相结合，是其学术发展趋势（陈卫星：2004）。这也与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相吻合。

第三，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


研究者主要须分清新闻和传播，按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其分野表现在：1，两者诞生的背景不同。2，两者的研究范围不同，新闻研究的主要是传统的以报业为主甚至是以报纸为主的新闻，评论为重点的，而传播还涉及电视广播，电影甚至多媒体等几乎所有媒体的所有内容，还涉及广告，公关，民意测验等等。3，研究重点和路线不同。传播学重理论研究，其研究路线是：多学科的理论探索－对传播实践的调查分析和指导－理论上的提高与发展，新闻学重业务研究，其研究路线是：实务－历史－理论。4，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沿用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思辨定性的分析方法，而传播学则以新兴的社会学科的优势和特点，多采用试验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具体到我们新闻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弄清是：分层和分化（吴廷俊：2001）。 分层就是新闻教育只需要本科甚至专科就可以了，传播可以进行硕士博士教育。

分化就是新闻理论上更多的是一种专业理念的教育，业务上其实是一种匠工教育，而新闻敏感和激情可能更重要，新闻的核心课程是采访和写作，国内的好手有李希光的采访和徐泓的写作，艾丰的书也不错。还有南方周末，南风窗，新周刊，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值得关注，还有秦朔，胡舒立，卢跃刚，王克勤等等都是国内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国外的麦彻尔的新闻采访和写作，新闻的核心理念是公正客观平衡。新闻是一门人文学科，新闻培养记者，新闻是社会的公器。

而传播是社会科学，是商业社会下的产物。它培养学者或者学者型记者。传播要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拉开距离，而多靠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因为传播是西学，所以应该多看欧美原著。在美国传播学多是案例教学法和实证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你到底是学传播还是新闻。

第四，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由于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它的诞生和发展更多的受惠于诞生于18世纪西方的社会科学。从其发展看，它更多的汲取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养分。甚至可以把传播学看作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知识社会学。（陈世敏？）。因为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所以这给我们的学习也带来了不少困难。比如关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论著就少之又少，这就必须多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过这也是由传播学的多学科，边缘性造成的。多元、开放、缺乏体系是传播学这一领域的最大特点，试图在此建构"大一统"的什么"学"或理论"体系"不仅不现实，而且，在我看来，有背传播学的学科特征。

第五，关于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学习。

关于研究生的学习,一定不要把研一当大五,一定要体现与本科的区别,我一直在思考,可能研究生的学习是research-oriented（以研究为主导的） 和question-finding-solving（发现并解决问题的），大学时的问题可以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研究生的问题可以在导师那里找到答案,而博士生的问题可能导师也回答不上来,这也许就是区别吧。一个由思想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发现问题的意识，李政道认为，"做学问，要会问，不会问，非学问"，爱因斯坦也认为，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潘忠党：2003）据说，一位在美读研的华裔因为接连向其导师问了三个其研究领域的问题而被其导师拒收。

另外，问题问的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张五常：1984）。在美国，研究生是分两大类的：professional（职业类）或者 academic（学术类），这里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我们要定好位。这种定位最好是你终身的：你的研究领域，你将来可能要从事的职业，当然这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知识储备，特长等等不断的反馈得来的，这个确定以后，就不要装到篮子里都是菜,有选择的去读书和学习。这里，研究生一定要善于读经典著作，关注该领域的前沿课题。美国的研究生学习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和实证研究法，他们强调"做中学，谈中懂，写中通"，希望对我们有所借鉴。

还有读研要注重发表论文,美国有publish or perish（要么发表，要么消失）的说法,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批判的精神和独立的意识,学会一种为学的方法,把自己的大脑当成搜索引擎而非仅


仅知识的仓库,

研究生的学习，必须在走出"学以致用"的藩篱，走进"学以启蒙"的天地。学术品位以扎实为上，灵巧次之；缜密为上，宏大次之；清晰准确为上，文采修辞次之。（潘忠党：2003）

一个文科的研究生对现实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应该是人文关怀的，即使这种关怀称不上悲天怜地，经世济民！在更大的场景下，就是保持萨伊德所说的知识份子思想境界上必要的边缘、"业余"和"流放"式存在，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常态（潘忠党：2003）。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我们不愿意给学术披上盛装，因此竭力避免与那些总是乐于用曲高和寡来诠释学术水平的人遭遇。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尘封的理论搬入广场，放置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学术应该是透亮的，像阳光那样，照亮大多数人的生活"（喻国明：2003）。

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把整个国家和社会作为自己的大的背景。这里就涉及到学问与现实的关系。我们的学习必须紧贴现实，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但作为学问，必须对现实有所超脱，不能对现实亦步亦趋的追踪和解释。

第六，关于传播学的本土化。

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了我国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传播学在大陆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但是总体上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少原创性（陈力丹：2001）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即使是这种追赶式研究中，除了极个别的领域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以外，其余的即使是引进也多局限于教科书式的译介和著述（孙旭培：2002）。面对这种境况，我主张慎提"本土化"。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陈力丹：2001）

本土化是应该建立在对别人的了解的基础上的. 传播这种现象自古就存在,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进行过描述. 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认为自己没有传播学. 可是我想大多数古籍对于传播的描述都是零散的, 非系统的,非理论的, 非抽象的. 因此也有一群学者在我国的古籍里找一些传播现象的描述, 就牵强附会地认为我们也有传播学了,这比较肤浅. 就如同心理学, 哪个民族没有描述过心理现象和活动呢，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作品,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早就有心理学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秦晖先生的意思表达得十分精到"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未来20年内，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向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学习。在国外早就"再见，施拉姆"了，国内还依然把他奉为泰斗，还依然把"5W"奉若神明，还谈何中国化？本土化绝对不是撇开西方单独搞一套，而是对话、接轨，也许连谈"对话"也为时过早。

我们传播学的发展应注重以下几点：1，增加译介的著作的种类，除了教材式的著作外，应该多一些对某一专题深入研究的传播学专著（陈力丹：2001）。2，加大中观研究的力度。美国传播学研究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而我国传播学的引进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孙旭培：2001）。鉴于我们的宏观研究已经不少，微观研究一时难以进行，我们可以在中观研究上下功夫。如一些基本分支发展传播学，基本理论议程设置，基本的方法内容分析法等等（孙旭培：2001）。3加大研究的规范性和方法。4批判学派的引进要慎重。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批判的社会理论、实证的社会理论与阐释的社会理论。这是社会理论的三种基本类型（陶东风2003）。传播学也如此。但其实在欧美也难有真正成气候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只是以法兰克福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中涉及到传媒，形成了一些零碎的理论。而在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维护社会稳定的今天，更要慎重，如果引进，可以更多的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文化研究学派着手，而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派一时难以在中国的土壤中发展（李少南：2001）。

总之，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是在所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水到渠成的，扎扎实实的研究远比抽象的口号有意义得多。虽然形而上的学术是每个学者追求的境界，但我们只能从那些形而下的研究慢慢做起（喻国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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