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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SARS
2003年,中国几乎全面陷入恐慌中,一种未知的病毒大肆侵袭中国。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大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高死亡率和高传染率,导致了许多美好的生命在这场博弈中离开了人世。
这是个非常时期面临的非常灾难。非典爆发初期,疫情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加上人们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导致了非典病毒的大爆发。
如今非典已经过去7年多了,但是那段厄难的回忆所带来的阴影,仍未完全随岁月的流逝而散去。中国大陆还有许多非典后遗症人群。当初为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各种可能起作用的非典药物被应用于非典治疗,其中激素类药物,如强的松、甲氢龙等被超常规大量使用,这被广泛认为是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的致病原因。自非典过后,陆续有人查出股骨头坏死的症状。后遗症将这些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留在了另一重阴影之中。。。。。。
社会上许多非典后遗症患者丧失劳动能力,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要么就是浑噩的度过下半辈子,而病情严重的则住院治疗,日常起居更是难以自理。更严重者已更换人造股骨头关节,然而目前的医学水平,人造关节无法二次更换,且使用寿命预计只有十几年。这就意味着许多人将不得不瘫痪在床,被病痛折磨。与此同时,还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如高血压、干眼症、肝功能受损等一系列问题。 就目前,北京有300多名非典后遗症患者仍处于治疗之中。2004年,国家卫生部正式成立非典后遗症专家组。2007年,北京市将望京医院作为非典后骨坏死疾病的市级定点医院。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大部分都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和生活补贴方渤、李朝东、陈波、李桂菊。。。。。他们都是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2009年的最后一天,58岁的方渤一早起来,静静地坐在病床上等待着自己的第三次手术。为了此次手术,医生本来说只需剃掉部分头发的,但他自己剃成了光头,“清清爽爽地年,把烦恼留在今年”,他如是说。2003年的非典,让方渤痛失了心爱的妻子。他有幸得救,却患上了被称为“不死癌症”的股骨头坏死。这种后遗症普遍存在于非典幸存者身上。
在望京医院骨科病房里,和方渤有着相似经历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共有9人。非典导致的家族式灾难,让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同一个家族的患者不得不选择轮流住院。此外,很多患者还受到了心理抑郁症的困扰。一份北京传媒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后遗症患者中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居然达到了39%之多。
当时非典的疯狂来袭下,虽然在全民同心协力抵抗下,很快的战胜了梦魇,但是其运行机制同样的将风险分摊给了每个成员。危机过后,遗留下的还有许多支离破碎的片段——那些曾经恪尽职守的战士们,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默默地承受非典后遗症的周末。不仅如此,还要面临人性的劣根性所带来的各种歧视和冰冷的目光。
在原北京小汤山非定点医院里,有不少因参与非典治疗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全部停止了原有的工作岗位,全面接受康复治疗。
李小红,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生,年仅28岁的她用自己年轻又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人性光辉的乐章。她是03年的巾帼英雄。和许多医务人员一样,在非典肆虐最凶、最流行的时候,由于频频接触病人,她也感染了病毒,但她从未将自己当成病人,在她心里永远是医生。她拖着被病魔糟蹋的身体,一边照顾病人,一边整理出所有非典研究的资料交给了同事,她总将最好的病床让给其他人,可她却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当初为了全面抢救在阻击非典中被感染的医务人
员,各级领导联系了治疗条件好、医疗水平高的医院及床位。李小红先后3次将名额让给了其他人。可她的病情日益严重,第四次终于被强行转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死神狠心的带走了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28岁,蒸蒸日上的阶段,可她却为了尽职尽责抗非典而不幸地离开了这个光明的世界。抗非典后的战士,大多不被人点击,或许从未在他人记忆中出现。李小红只是抗非典大军中的一份子。病毒再厉害也有被攻克的时候,可生命一旦失去了,便不复存在了。
我曾经看了许多根非典后遗症有关的案例和图片,内心是前所未有的震撼。再次之前我真的从未想过抗非典背后及非典过后所留下的种种难题及不幸。 武某,生于1976年,原北京花乡医院内科护士。2003年4月10日,因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习期间接诊SARS病人而不幸感染病毒,现有十处骨头坏死。2007年1月因股骨头大面积坍塌,接受试验行骨移植手术。
50岁的章玮因被非典后遗症所带来的阴影,至今都不敢乘坐小区的电梯,因为电梯布满了非典时喷洒消毒水留下的白斑。
张金萍,泪腺干涸,每隔一两个星期需要购买一瓶人工泪液,37元。这给她每年两万元左右的医药费又带来了一个负担。因疾病无法工作,她和脑瘫的女儿,靠丈夫养活。沮丧的时候她说过,她不愿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因为她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但都被好友劝退。
2006年8月份,方渤和病友汪永红等人设计了一份针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问卷调查, 了有效问卷110分,调查显示:88.2%的非典治愈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症状,80%的患者因为骨坏死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有许多案例,无不触动人心。如今的小汤山眼睛成为了于SARS息息相关的一个标志性词语。在高速云装了51天、送走了680多名非典患者后,他已经彻底的荒废,将被拆除。 我望着那些图片,妄图从中揣摩出当初的十万火急的情形。“非典刚来的时候,消息封锁,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读不知道非典感染的严重性。他们的防护就是薄薄的一层纸而已。”
印在我眼眸的第一张图片便是一张废弃的病床,小汤山医院废墟。曾经收治SARS病人的小汤山医院,青草长进了病房,那些紧急撤离时凌乱的隔离病房。 摄影师张立洁,自2007年开始,便拍摄SARS病人后遗症患者,那些年轻的笑容,哀伤的笑容,手术后铁棒穿过股盘留下的黑色疤痕,6年未曾改变的一对老夫老妻拄着拐杖站在校园签名平静的目光。。。。。。还有存放SARS死亡病例、SARS重症病例的档案柜。。。。。。这些,将曾经让人辛酸落泪的一幕幕,定格在了我历史的长河中。
张立洁凭着组照《SARS背影:非典后遗症人群纪实》获得了2009年连州摄影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银奖。随后,央视《新闻1+1》播出了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的节目。这对于战胜非典后却过着“活着不如死了”的生活的群体,无疑是一次彻底的鼓舞。
这些非典后的背影,大多数人完全不清楚,今天我有幸将之写出,也希望其他人特别是我们大学生能理解这背后的辛酸。
准备搁笔了,胸中呼出一口闷气,霎时来了一股信念——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乐观的活着,好好享受生活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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