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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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散文艺术特色



沈从文《常德的船》为我们列表式的介绍了常德的船只：最触目的三桅大方头的“盐船”、比盐略小的“乌江子”、 可称为巨无霸的“洪江油船”、 船身坚实经得起磕撞的“白河船”、 材料脆薄而缺少个性破破碎碎的“辰溪船”、 船只太小似乎很羞怯的“洞河船”、 数量极多普通中型的“麻阳船”、专载客人极小的“桃源划子”、还有停泊码头的“客人”——玉屏船、铜仁船、龙谭船、以及数量极多有的时常移动有的又长久停留的“水上公馆”，还有“常德乡城本身也就类乎一只旱船”。但是，明眼人很快就能感觉到沈从文展示的不光是船，而是文化，是关于船、河、人、历史、风俗的文化展示。 一、“船”的文化精神体现了水域文明的历史积淀

沈从文写船是为了把沅水河畔及以常德为中心的水域，来一次整体的以船为对象的河与水的文化思考。“盐船”由长江越湖而来，“洋洋万斛船，影若扬白虹。”把沅水、洞庭湖和长江连为一体，有大水大风大背景的宏大气魄，从而体现常德码头在河水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沅水流域的巨无霸“洪江油船”，连结常德与洪江。巨大而富丽堂皇的船体结构、众多而分工明晰的水手队伍、巨大的运载能力和船主的超常气派、每年水大至多上下三五回的动作方式，俨然河上的主人，不能不说是沅水流域河水文化“历史”的辉煌表征； 在沅水由常德到沅陵、酉水由沅陵到保靖的“白河船”上，水急滩险易出事，造就了“三桨不如一篙，三橹不如一桡”的俗谚和按“皇历”行船做事的禁忌，正是特异河况水情下，民俗文化得以滋长的原因所在；洞河是沅水的支流，主流源于苗乡两个洞穴，水清性猛，河小船巧。所以，由细流远水带来的“洞河船”，在汇入主流时自然显得小气和“羞怯”。在这里沈从文“乡下人”特有的心态被充分表现出来，是主与次、大与小、强与弱对立而又和谐相处的文化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专载各类客人的“桃源划子”，船身轻，速度快，又不会出事，在平潭中游刃有余，注定了是沅水流域的交通利器。桃源的小船，本可以作为引人进入“桃源洞”大同世界的象征性器物来认识，但在这里沈从文揭力渲染的却是小船的作用。在大的沅水体系中，小船像一只过河的卒子，小与弱只是表象，当它容于水的体系中，含而化之，它却是水中最安全无事的在水中游刃有余的王子，其中的哲学人生之道是值得玩味的。此外作客的玉屏船、铜仁船和龙潭船，形式上秀雅绝伦又有作客时应有的谦虚和整齐，所以才能“在沅水上下行驶”；数量极多的供给各色人等需要的“水上公馆”式无桅无舵船，“一遇黄道吉日，总是些张灯结彩，响器声，弦索声，大小炮仗声，划拳歌呼声，点缀水面热闹”，所以才能停泊于常德河面。就连常德乡城也类乎一只旱船，在水的簇拥中，在各色船只的烘托下，才不使它成为“河边的一个废墟”。有河则有水，有水就有船，有船才让沅水流域动起来，活起来。因此，可以说船与河、船与水和船与人共同点缀了沅水流域的生命活力与生存本相。 二、“船”与“人”的性格塑造者——沅水文化

由此而带来了船与人、河与人、水与人的思考，对于湘西人性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平台。在船与人、河与人、水与人的体系中，船只是一个中介。通过船、河、水的


性格塑造，直接把独具个性的湘西人进行了展示： “洪江油船”的堂皇气度，造就了船主善交际、懂礼数、讲排长、重穿着、豪爽大方、不吝啬的性格。水手也具有强壮勇敢、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岸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的个性；“白河船”因酉水而名。酉水滩险流急，弄船人性格勇敢掘强，用诅骂代替唱歌，所以“脾气比较坏一点”；“辰溪船”少个性、船身脏、拉货少、危险多、席篷不完整、布帆多破烂，象一个破落户，所以“弄船人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洞河船”的水手中因了洞河水的平静清澈，体现出苗人的个性——“老实、忠厚、纯朴，憨直性情——原人的性情”；“麻阳船”上可见到妇人、孩子和童养媳，弄船人对外对内两方面都异常称职。水手能吃、能做、能喝、能打架。船主谈天说地善交际、乐天知命讲礼数、豪爽大方不吝啬。女人大手大脚、“善于生男育女”；“桃源划子”的弄船人工作轻松、开销少、收入丰，有桃源人性格的开朗与随和，做“瘾君子”、做“客人向导”、说不定家里人也做不要本钱的职业，因为与世无争，所以“脾气就马虎得多”；称为“客人”船只的玉屏船、龙潭船、铜仁船，“弄船人语言清婉，装束素朴，有些水手还穿齐膝的长衣，裹白头巾，风度整洁和船身极相称。” 通过不同地域水源和不同船只的展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沅水流域自然环境对水上人性情的陶冶和锤炼。性格各异的湘西人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洪江油船”人的雄强豪爽不做作、 “白河船”人的勇敢掘强坏脾气、“辰溪船”人的萎靡不振少个性、 “洞河船”人的忠厚憨直原生态、 “麻阳船”人的称职务实重实际、 “桃源划子”人的随和马虎好脾气，以及玉屏船、龙潭船、铜仁船人的理性大度重形象，等等。

三、传统传记的叙事方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

沈从文在描绘沅水船只的过程中，时有对产生于沅水河畔的时尚名人进行穿插式的介绍，实践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的传统传记叙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罗列这些人物时，别具匠心地采用了多种方式来重塑这些人物的性格。有时对人物本体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但在湘西人的大环境中却栩栩生辉。

首先，采用对比的方式。苗乡乾城的大小龙洞是洞河水的源头。这里的弄船人和水手“聪明文雅，小手小脚小身材，唱山歌时嗓子非常好听”，与此不同的是，这里竟出了“段祺瑞时代的陆军总长傅良佐将军”和“东北军宿将，国内当前军人中称战术权威的杨安铭将军”。以小见大，以弱示强，人杰地灵，凸现纸端。其次，采用典型的方式。作品写沅水水面世界，麻阳人无处不在，无人不精，上引天文下懂礼数。麻阳“乡亲”面目精悍、性情快乐，水手自由自在，船主精明世俗，妇女壮实能生养。作者笔端似有数尽麻阳人的兴致，最后推出麻阳人中“还有一双值得称赞的手，在湘西百年实无匹敌，在国内也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家”——塑像师张秋潭。沅水“乡亲”人中，形形色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第三，采用点缀的方式。沈从文把常德比做一只“旱船”，说“女作家丁玲，法律家戴修瓒，国学家余嘉锡，是这只旱船上长大的。”然后的行文为“旱船”释义，写沿河的长街商铺，写种类专卖庄号，写茶馆、酒馆和最原始的职业，写物产，写习俗，写宗教„„。把人物与地域环境、物事行为、物产资源、习俗宗教等并列展示，没有主次没有强弱没有详略，一碗水端平，从而实现了沈从文对于一切人、事、物都一视同仁的生命形式。伟大与平庸在这样的生命标尺中，凸现了价值，也被沅水的纯净洗去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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