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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创造者还是机器
人只要不剥削他人,就得靠劳动来求生存。不论其劳动方式是多么原始,多么简单,仅凭从事生产性劳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超出动物界。把人定义为“从事生产的动物”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于人来说,劳动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劳动还使他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不依附于自然界的社会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即在模铸和改造其自身以外的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也模铸和改造了他自己。人由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才最终达到超出自然的境界,并进而逐步增强了自己的协作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他将自己从自然界,从自己与自然结成的原始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同时又以主人翁和建设者的身分重新与自然相结合。人的劳动方式越进步,其个性特征也就发挥得越充分。在塑造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逐步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具有的各种能力,增进自己的技艺和创造性。无论是法国南部洞穴中的美丽绘画,原始人所用武器上的纹饰图案,希腊的雕像和神殿,还是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能工巧匠制作的桌椅,乃至农民培育出来的花木五谷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人利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与技艺创造性地改造大自然的具体例证。
在西方历史上,手工技艺,尤其是十三、十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手工技艺构成了人类创造性劳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顶峰。那时的劳动不仅是一项有现实价值的活动,而且是一项给人以巨大的满足的活动。有关手工技艺的主要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作过清楚的说明。他说,“除了劳动者对于被制造的产品和制造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的兴趣之外,劳动并无其他的深层动机。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劳动者的心目中,它们与劳动的产品密不可分。劳动者不受任何约束地主宰自己的劳动行为。这样,工匠艺人便能通过劳动过程来学习劳动技艺,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应用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艺。工作和娱乐、工作和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工匠艺人的谋生手段决定并影响着其生活方式。”
随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新教国家尤为显著。人们对于自己新近获得的自由感到害怕,而为了克服自己的疑惧,他就必须进行某种狂热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或成或败,就决定着他的命运和灵魂的归宿,标志着他死后是将进天堂还是入地狱。于是,劳动便成了一种义务,一种烦恼,而不再是一种能使人满足和愉快的活动。靠劳动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就越发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官发财的手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劳动已成为“内心世界禁欲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人们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感的一种办法。
不过,这种意义的劳动也只是对于那些能够积累一些资本并雇用他人劳动的中、上层阶级而言才存在的,而对于那仅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只不过是一种强迫劳役。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人,若是不想饿死,便得一天劳动十六个小时。他这样做,并不是要以此侍奉上帝,也不是为以工作上的成功来证明他属于“上帝的选民”之列,而是因为他迫于无奈,不得不向那些拥有剥削手段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代史开初的几个世纪中,劳动的意义划分为两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义务,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则是强迫劳役。
视劳动为一项义务的宗教观念在十九世纪还十分流行,但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宗教观念正经历着重大的演变。现代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只是为了逃避无所事事所造成的寂寞无聊,才被迫去参加劳动。但劳动已不再被人们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的那种态度看作是一种道德和宗教上的义务。新的观念产生了。不断地提高生产,追求更大更、好地东西,这些本身已成了劳动的目的,成了新的理想。劳动与劳动者的关系开始异化了。
产业工人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一天要花七八个小时把自己最旺盛的精力用于生产“某种东西”。他需要劳动以求生计,但他在劳动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在一个复杂的、组织程度很高的生产过程中起一点很小的、孤立的作用,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至少不能以生产者的身分,而只能以消费者的身分接触到“他的”产品的全貌,即使这样也还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得有足够的钱从商店里购买“他所生产出的,,产品。无论对生产出来的完全的成品本身还是其更深远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他都不用关心。他被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去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而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则概不参与。对于为什么要生产这一种产品而不生产另一种产品——该种产品与整个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是既不知晓,也无兴趣知晓。鞋子、汽车、电灯泡等等都是由“工厂”用机器制造出来的。工人只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作为主动操纵者而成为机器的主人。机器不是在为他服务,替他去干过去要完全依靠体力去完成的工作,而是反过来成了他的主人。不是机器替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物。人的工作被解释为执行目前尚不能由机器完成的动作。
劳动只是一种挣钱的手段,它本身再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了。彼得·德鲁克在考察了汽车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后,用简洁的文字表述了这一观点:“对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劳动的唯一的意义就在那张工资支票上,而不在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或产品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劳动似乎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活动,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毫无意义的、愚蠢可笑的获取工资支票的条件,既无任何尊严,也无任何重要性。无怪乎工人们要千方百计地偷懒、怠工,并用其他投机取巧的办法,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来换取同样的工资支票;无怪乎这样的劳动既不能给工人带来愉快,也不能让工人感到满足——因为人的自尊不只是建筑在一张工资支票的基础之上。”
工人与劳动的关系乃是工人所属的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是“被雇用的”,所以他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除了按规定完成他自己的那部分孤立的工作任务外,他再无任何其他职责;除了想挣得足够的钱拿回去养家糊口外,他对其他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社会对他也没有更高的指望或要求。他只是资本家所雇用的机器设备的一部分,这种作为设备的一部分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作用和职能。近几十年来,人们已开始越来越关注工人的心理及其对待工作的态度,探讨“工业中人的问题”,但这种提法本身反映了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既然是人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那么,应该探讨的就不是什么“工业中人的问题”,而是“人的工业问题”。
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大多数调查都是关于如何使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如何能使他少带一些抵触情绪去工作。心理学已用来服务于“人类工程”,即试图把工人和雇员当作机器来对待,认为他们也像机器一样,只要加好油,就能运转得好一些。泰勒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工业生产上更好地组织使用工人的体力,而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左右工人的心灵。可以这样来表达其基本思想:如果他高兴就能工作得好一些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使他高兴、安心、满意或别的什么的,只要这样能提高他的产量,减少抵触情绪就行。在“人际关系”的名义下,他们用对一个完全冷漠的人的一切手段去对待一个工人;就是幸福和人们的价值观也是从与公众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例如,据《时代》周刊报导,美国一位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对一批1 500名超级市场经理人员说:“如果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我们的顾客就会感到更满意„„如果我们真的能把某些有关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总的原则付诸实践,那么对资方来说,换来的将是实实在在的金钱。”他们讲的是“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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