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结构对传统文化影响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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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提纲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史和传统的文明古国。以高度封建集权统治为主要特征、以“大一统”和“家天下”为内核和本质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些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古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大一统”

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总共约有几百位皇帝和地方割据政权的君主，但古代中国人的全民精神导师只有一个：孔子。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孔子学说和儒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生活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孔子学说和儒教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这是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现实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历史产物——这种“大一统”的“尊孔”，也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其长久统治而做出的现实选择。

（接下来，请结合具体事例来系统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朝统治者为何“独尊儒术”而不是选择法家、道家思想来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工具。注：封建统治者实用“儒、释、道”相结合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但其中儒家学说一直处于正统、核心的地位。）

两千年来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除少数朝代例如元朝以及部分地方割据性的少数民族外）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推行“大一统”式的“独尊儒术”，中国形成了植根于儒教精神的儒家文明和历史传统。这种和中国古代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相伴生的儒家学说占据正统地位的中国文化史，孕育出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儒教文明，使孔孟学说压倒老庄、韩非子和墨子等任何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主宰者，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例如，儒家学说中的“天地君亲师”等忠君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等礼义廉耻观和道德、行为价值标准，深深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心灵。（此处请举例进行详细说明和论证，例如儒家学说中关于忠君、孝顺父母的训诫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古代历史文化名人践行儒家道德和价值标准的多个具体例子… …请注意多角度进行论证和说明，本文仅提供一些角度以供参考。）例如，孔子学说中一些关于“忠”的思想，被历朝统治者诠释为“忠君”并进行大加宣扬。而在中国古代很多诗歌、文学作品中，也无处不体现作者的忠君思想（请举例说明，比如一些文人在诗歌作品中即使牢骚满腹，也照样不妨碍他表达忠君和报国的思想诉求）。

同时，在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下，中国的儒家文明对周边国家和其他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韩国、越南和东南亚）。一直到今天，儒家文明不但对中国人的精神依然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明的发展。例如，现在很多亚洲国家所倡导的“东亚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其核心精神内核就来源于孔子学说和儒家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封闭性和强烈排他性特质

自秦始皇灭六国成立“大一统”的秦帝国起，开始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中国乃泱泱“中央之国”，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历来是高高在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化身和全民偶像。另一方面，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古代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生产力、自然科学和制度文明还是在综合国力、社会财富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国度，因此古代中国人历来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并以“天朝上国”自居。

当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和中国古代中国人“中国世界中心论”的优越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造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具有强烈的自我封闭性、排他性的特点，很少主动从其他形式的外来文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的确也由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文明成都遥遥领先于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过，同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欧洲文明交往存在着诸多不便。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封闭性、排他性，体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分和盛行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现象之中。（请具体举例进行说明）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和满清、民国政府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这种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封闭、强烈排他的历史传统才彻底土崩瓦解。

“独尊儒术”导致中国古代知识精英阶层教条主义盛行、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

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儒教，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不但教化古代中国人懂得衣冠礼仪、道德廉耻，而且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成为了古代帝王、臣民共同恪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但是，这种为封建“大一统”统治服务的“独尊儒术”现象，也让中国整个知识阶层失去了进行思想文化创新的能力，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传统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演进，这造成教条主义现象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非常严重和普遍——这种逻辑关系非常简单：在“君权神授”的中国古代社会，凡是皇帝所推崇的，国民也必须无条件地推崇和膜拜。既然历朝帝王哪怕很多暴君都非常推崇孔子学说，那么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自然也不加怀疑地对孔子和儒教加以顶礼膜拜了。

例如，即使是在封建集权统治相对比较宽松、对封建士大夫思想禁锢较少的宋朝，教条主义依然非常盛行。在这个时代诞生的朱熹、周敦颐等大儒，也只是进一步完善孔孟之道的学说，仅偏重于对孔、孟学说的考究，在思想、哲学等领域建树甚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在“独尊儒术”的同时，一直都很注重对各种“异端邪说”的打压，甚至大兴“文字狱”（明、清两朝尤烈）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这也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只能被迫“独尊儒术”，几千年来只能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地学习正统的、官方认可的儒家学说体系。甚至直到清朝“洋务运动”期间，传统士大夫和洋务派之间还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爆发过非常激烈的冲突，这场持续几十年（一直持续到清王朝覆灭）的论战的最后结果，似乎仍然是传统士大夫占据了上风。

然而，随后发生的历史，却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孔子学生遭到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激烈批判和矫枉过正式的偏激否定，孔子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偶像地位从此彻底终结。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强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中国古代知识、权力阶层和文化传统上的教条主义和缺乏思想、文化的创新能力，孔子学说和儒教无法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失去了在中国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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