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四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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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



1956年，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三位美国新闻传播学者撰写的理论著作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旧版译为《报刊的四种理论》），本书主要由四篇论文构成，三位作者韦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和奥多·彼德森，主要根据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着重讨论了在现有的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以及新闻自由的问题。这本书被公认为开创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也填补了大众传播的空白，揭示了媒介与社会的关联。

“四种理论”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其后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及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新闻学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的，抽象的围绕新闻体制，新闻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展开，国内关于“四种理论”的讨论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公开出版之后，这种西方理论的引进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热烈讨论，国内学者着重从历史唯物主义新闻关出发结和实际对“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剖析和批驳。



一、 基本内容

韦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和奥多·彼德森三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分五个部分，即绪论、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分析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具体内涵、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和基本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并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四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1.集权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按照西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被西伯特归纳为围绕这样几个方面：人的本性；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人同政府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知识和真理的性质。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

2.自由主义理论（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与公民的关


系、人的理性在识别正确与错误中的力量等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念，无不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国的弥尔顿、洛克、米尔、厄斯金和美国的杰佛逊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提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随着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

3.社会责任理论（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这一理论把下列观念当作其基本前提：自由是伴随着相应的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在当代社会中就应该承担执行某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报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把这些责任作为它业务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制度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一范围之内，报刊不承担其责任，其他的组织机构就要确保这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得以执行。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

4.苏联共产主义理论（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

这篇论文由施拉姆撰写，主要描述了，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

二、关于四种理论的一些反思：

1.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在冷战时期出版，冷战式思维，衍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


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这一反映突出体现在施拉姆所写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施拉姆在书中说：“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这一观点显然十分偏颇，是对另一种理论的全然否定。施拉姆在写作此理论之前，对苏联的传媒体系是通过间接手段了解的，并没有对于苏联的传媒体系作出过深入调查，由此得出的理论必然是不完善的。



2.经济因素并未成为影响四种理论的主要因素

《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主要介绍了社会制度等政治因素对于传媒的影响，并未提出经济这一基础性影响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缺少了经济因素的传媒研究必然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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