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乡土中国》观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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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对《乡土中国》观点的反思

摘 要 本文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对中国农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的见解存在的有局限性进行了思考。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的解读，对《乡土中国》中观点的质疑，最后简述了对中国农村乡土本质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乡土中国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乡土社会研究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经过大量的调查与思考，根据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参比，写成《乡土中国》一书。书中对于“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展开了发散式的论述。这确实是一本虽然不长，但是值得反复推敲品味的著作。 首先，先要明确“农村、乡村、乡土”之间的区别。“农村”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乡村”主要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乡土”则具有更多的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怎么样的乡土社会呢？

文章在第一章就把“土”这个字带到了我们面前，靠着泥土种地的中国农民是有土性的，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安土重迁”牵制着他们。。作者用大段的直抒胸臆表达着乡下人对城市的渴望，而讽刺的是他们波折的遭遇以及凄惨的结局。作者在最后似乎没有留给乡下人一点在城市里生存的空间，他们也看不到可能的未来。

小说如此，而现实中走进城市的农民也只是他们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在需要他们出力的同时也在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这些“土”气十足的打工仔。可怜这些原本承载着乡土文化的庄稼汉们，小心翼翼地在城市中生存，而城市的排斥也把这份乡土文化逼上了不归路。走进打工仔们聚居的地方，不难发现一个个头发染得焦黄，身着破旧的时装的“不良青年”。很难想象这些人原本的样子，也许头裹白巾在放羊的空地上高歌，也许裤腿挽到膝盖在稻田里插秧……

乡土中国既有的淳朴文化在强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在悄悄地崩解。

二、 文字下乡——现代教育的普及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费孝通在其书中写到：“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出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作者没有看到，现在所谓的文字下乡的作用不仅仅是让乡下人聪明，而是振兴农业的必然趋势。

有人说，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句话的根据就是中国农民的“愚昧”。费孝通笔下乡下人的老实就是因为不懂文字。而反观现代教育的普及对乡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抛弃一个观念——农村一定是贫穷的、落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掌握科学知识技能的农村人开起了小作坊、小工厂，渐渐致富，纷纷盖起二层小楼。如果这些还不够作为说明的论证的话，那看看那些“炒地一族”，把手上的地辗转几手，几十万轻松地放进腰包。这些可比现在城里的“炒房族”精明能干很多。我们不能去批判这些乡下人破坏了原本的乡土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是建立在“土”上的，不能说他们背叛了“土”，在整个社会前进的大趋势下谁都没有权力去阻止农村的发展。

乡土是不是代表着落后？我想这个是不一定的，在现在的社会必然是有新的理解。乡村可以


发展，但并不是说没有人耕种，这个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吃饭就成了问题，这个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农业是我国发展的基础。这点美国的机械化科技化农业可以对我们的新农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科技兴农也是当下的热点话题，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小张庄村就是生态农业的代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使用最少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目的。文字下乡，科技下乡才是如今的农村所需要的。

三、 过于理想的政治体制

《乡土中国》所体现的乡村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和谐”。专制民主相互融合，大家耕种自己田地，除了纠纷在长辈的说服下也都可以调节。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出现吗？《中国农民调查》 一书，是作者陈桂棣、春桃走访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所精心结转的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它唤醒了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是回避中国农村一些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事实。就拿书中第一个例子来说，由于不满于村中为官者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受过高等教育的丁作明采用了很不理智的方式进行了斗争。当然最终的结局是被屈打至死。作者笔触犀利，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作者将书命名为“调查”，强调的是现状，就是把这么个凄惨的社会现实剥开了给读者看，让更多的人明白，现状中国农村的现状就是那么的悲惨。

当然，费孝通和陈桂棣、春桃所处在不同的现代，调查的群体也不同，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村纠纷的研究成果颇多，均反应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都在发生质变，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理想类型难以作为长久的研究前提。

四、 思想解放问题——迷信和法制

文章写到第四点，其实和第一点的安土重迁是有关联的，那就是费孝通所言的土性是不是应该摒弃。中国传统农民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可也是和现代文明不适应的意识：崇尚权威、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等。但是虽然这些落后的意识虽然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但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农民思想的思想和行为。对权威的屈服让他们失去维护民主的积极性；把惩恶扬善的希望寄托于鬼鬼神神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消极迷信。这些都是和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格格不入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有国民很大的部分，可以说是我国公民精神文明的形象大使。因此，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我国的当前的重要任务。但是，经过我国政府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在有些地方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很淡薄。在某种程度上说，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所处地区的经济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发展农业也需要摆在国家工作首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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