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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经验与学人掌故——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
这其实是我第二次读何炳棣的回忆录。第一次读的时候大概是在硕士期间，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随意翻到的，只是当时并不晓得何炳棣的地位与成就，对其人其事也一无所知，所以简单翻阅过后，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此番再看，纯粹是平时的爱好使然，因为不管回忆录式的自传还是优质的传记作品，往往能给从中窥见不少别人的故事。尤其是，在历史长河之中，能留下自传或由别人专门写传记之人，往往是某一领域成就突出之人，从别人的故事里，则可以见人性甚至见众生。借着这么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再次翻看了何炳棣的学术回忆录，不仅从中学到不少高手的治学经验，而且知道了不少学人掌故。
在父亲的督促和教诲下，何炳棣早早就定下了留洋读博士的志向，并且一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先后就读于名校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一生可谓顺风顺水，心愿得偿。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何炳棣有意记录自己一路求学的经历，志在为后来者了解和研究教育史提供个人素材。从他的求学经历之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一流大学的一流之处。
治学，尤其是研究文史，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何炳棣追忆，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在图书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极为注重学术前沿的最新动态，做到及时更新。谈到当时清华图书馆的服务和效率，何炳棣说：“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经放在书库钢架上了。”（页95）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清华为何是一流大学。反观今日，则不免怅然：按说今日信息流动速度更快，大学的经费也更为充足，但就我所见所知，图书资料的更新速度却并不如意。接触过的一些海归博士，都纷纷吐槽国内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和滞后。在我所从事的宪法学领域，王世杰、钱端升于民国期间合著的《比较宪法》是公认的经典。该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资料上的完备是一大闪光点。林来梵曾感叹，在那个年代研究宪法，作者都能做到广泛援引和评价当时最新出版的各国相关学说，为何现在宪法研究者反而做不到。这说明，至少当时国内一流大学的
一流学者对前沿动态的掌握远超今日。今日为何比不上往昔，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导向下，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改进的问题。
老清华和西南联大之所以是一流大学，除了图书资料的及时外，还与当时教师们的眼光有关。学科之间的交叉在眼下已经是挡不住的趋势，但无论课程设计还是专业训练却仍延续老套路，固守所谓专业的一亩三分地，并未做到多少真正的学科融合。而据何炳棣的回忆，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老师们已经提出并做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鼓励学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何炳棣的受教育经历也是在这种多学科融合的思路下进行的，他读的是英国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的领域则集中在中国史，前者的训练大大有益于其后者的推进。以何炳棣研究的人口问题为例，他之所以能新见迭出，与运用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思路密切相关。
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多为前辈对他的指点也值得我们借鉴。老师潘光旦曾告诉何炳棣，衡量英语是否够好的标准之一是能否做到写作带着“三分随意”。实际上，不止英文写作，很多能力是否过硬都要看操刀者能否从容应对，也就是带着“三分随意”。这一点可以看作是自我评估的一项标准。名家费正清曾告诉何炳棣，求知不妨广博，而自己研究则要专精；一流的题目做到八分，远胜过二流的题目做到九分。这些经验谈都是内行高手的心得，有心人不妨一试。
上文提到的钱端升，五年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任教于清华大学。在何炳棣出国前，钱端升曾对他说：你们年轻一代出国前的基础比我们好，出去之后潜心钻研，不要想着当官，假以时日必定要超过我们。以当时钱端升的地位，能对后辈坦诚自己的不足，并鼓励后辈超越自己，这一点深深地烙印在何炳棣心中。他从中感悟到：“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页173）
同样让何炳棣有此感受的，还有胡适的一番话。何炳棣曾多次对胡适提起，当时的史学重镇中研院史语所忽略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都被胡适搪塞过去。晚年胡适向何炳棣坦白说，之所以对何炳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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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