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音乐文化管窥宋代艺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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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音乐文化管窥宋代艺术转型

官嫔（1996-），女，土家族，湖北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宋代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它使中国音乐从宫廷转向民间，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出现了小唱、诸宫调、杂剧、叫果子等艺术形式，并通过专门的舞台即瓦舍、勾栏进行表演。

这种转型是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下产生的。政治方面，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宫廷教坊、梨园支离破碎，乐工们纷纷向民间逃离，加之赵匡胤实行“以兵立国”，大量招兵，缩减了其他开支，宫廷里的乐工被大量裁员，纷纷走向市井，为了生存，乐工们创新了许多的表演形式和风格，逐渐走向大众，音乐文化愈渐丰富多彩，娱乐性大大加强。该时期的宋杂剧继承了唐代的歌舞戏、参军戏等表演形式，在演绎时加入了剧本，使表演更加通俗易懂。南宋时，政治中心转到临安，大量北方移民南迁，南北方音乐在此期间交融碰撞，出现了新的音乐形式即杂剧，杂剧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技艺，“南戏”即“永嘉杂剧”就此形成；经济方面，农业发展繁盛，商业、手工业、纺织业、制陶业空前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纸币“交子”出现，城市人口增加，百姓物质生活大大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瓦舍、勾栏就此出现，它成为了民间和宫廷艺人的表演舞台。城市经济繁荣、人口大量涌入，市民阶层逐渐扩大，民间音乐迅速发展，观众不仅限于达官贵人，更多的是市民百姓，宫廷音乐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受众，诸宫调、唱赚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表演形式步入了历史的舞台；文化上，宋代重用文官，军阀的力量被削弱，军队纪律涣散，统治者崇文尊儒，理学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文人士大夫创作了大量的词曲，随着市民音乐的繁盛，艺人们借此创作了曲子词，将文人的词进行演唱，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种通俗易懂、长短句相互参差的音乐风格，很快就进入了街头小巷，受到众人的喜爱并进行传唱，市民们受到文人雅士的影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瓦舍没有阶级限制，所以有些百姓会和


文人交流，他们对音乐和文学的热爱空前高涨。由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导致宋代的音乐文化从宫廷走向了民间，产生了大量的表演形式和作品。

和唐代以前的音乐文化相比较，宋代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从宫廷和庙宇走向了民间，并呈现了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与上文提及的商品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但还与宋代皇家贵族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赏识分不开。宋代最突出的音乐文化类别笔者以为有三大类，分别是说唱、杂剧和器乐。说唱音乐的表演形式有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唱赚是在北宋“缠令”“缠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传统说唱艺术。“缠令”“缠达”都是套曲形式的曲艺，前者是有引子和尾声的小型套曲，后者没有尾声，只在引子之后有两个曲牌交替演唱。南宋艺人张五牛因袭了赚鼓板的名称将其称之为赚，从而发展了“缠令”“缠达”的形式，以此确立了唱赚的形式，唱赚的唱词叫做赚词，这是一种集诸家腔谱之大成的曲艺，它的曲牌包括“慢曲”“曲破”“大曲”等艺术歌曲，也博采当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流行歌曲，如“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鼓子词作为中国宋代说唱伎艺之一，是因为歌唱时以鼓伴奏而得名。但鼓子词不一定限于以鼓为伴奏而交叉韵散文进行说唱的伎艺，其内容也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小令或慢词构成的月令体等乐曲形态、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鼓子词形式愈来愈变得多样化，譬如，从乐曲形态发展到叙事形态，从专用鼓伴奏发展到管弦乐器，但这并不偏重于一个方面。因此，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形态，却仍然与已有的形式共存而创作。现存鼓子词都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写景抒情之作，多用于朝廷州府筵席宴会，有北宋欧阳修咏西湖景物的《采桑子》﹑赵令畤咏《会真记》故事的《商调蝶恋花》。宋元话本《刎颈鸳鸯会》（载《清平山堂话本》）一般认为也是鼓子词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诸宫调是由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创造了诸宫调，它是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的，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代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其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杂剧最早见于唐代，泛指歌


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是“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除此之外，宋代的器乐演奏随着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古琴音乐得到大力发展，在文人雅士中十分流行，但因为师承关系和演奏风格的不同，古琴在宋代形成了江西、两浙、京师三大派，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许多古琴名曲，如《潇湘水云》《泛沧浪》《春雨》《秋雨》等。除了古琴之外，器乐的交流与合奏十分盛行，中亚地区的管风琴、少数民族的胡琴等传入了中原并运用于乐队的合奏中，器乐合奏或独奏成为宋代文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梦梁录·妓乐》载：“若合动小乐器，只三二人合动尤佳，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秋琴合葫芦琴，或弹拨下四弦，独打方

响······其声音清细轻雅殊可听人”，这对器乐演奏的普及与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宋代的音乐文化中还有许多其他门类在发展，比如乐律学方面有工尺谱、蔡元定十八律，音乐思想方面有沈括的《梦溪笔谈》、陈旸的《乐书》、王灼的《碧鸡漫志》等等。宋代音乐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群众性，音乐走出了宫廷、庙宇，下移到民间并蓬勃发展。宋代市民音乐文化的兴起呈现着中国音乐的发展逐步走向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从音乐文化可以窥见，中国艺术（不仅仅是音乐）在宋代经历了极大的转型，无论是政治上各种政策的推行，还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亦或是宋代理学等各种思想的影响，无论是音乐史还是艺术史，在宋代都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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