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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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研究

作者：程可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07期

内容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种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以詹姆斯·霍姆斯为代表的学者们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 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本文着重介绍了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的要点，希冀借此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趋势。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 代表人物 理论要点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可以理解为“转向”式的发展，每次转向都来自于理论研究领域的理论突破或者理论革新，理论突破的结果是促使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细化和新的研究群体（学派）的诞生，如美国学者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又如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这两次理论变革都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译理论研究“转向”式的发展概括起来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换：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从源文本转向译文本，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向文本的社会文化层面等等，这种研究趋势促使翻译的文化学派及其理论出现并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地位。 本文将对翻译研究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观进行梳理，以期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趋势。 一.詹姆斯·霍尔姆斯： 翻译学科的构想

詹姆斯·霍尔姆斯被西方译学界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学科建设方面。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论文。该文着重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名称、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宗旨和研究范围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 提出了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学科框架图。该篇划时代的文献也被翻译学界视为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关于上述观点，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认为， 詹姆斯·霍姆斯的理论观“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一切和翻译有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目标”。此外詹姆斯·霍尔姆斯在其描写翻译学的理论观点中还融入了文化概念。他指出翻译的成品有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主张将翻译放在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中进行研究。虽然他没有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做详细论述，但能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端：将文化要素引入翻译研究。 二.塔玛·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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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理论术语。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2]；所以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多元系统理论的面世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以往的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对于当今翻译研究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创见作用。 三.吉迪恩·图里：描述翻译研究学说

吉迪恩·图里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尔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图里理论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探索如何接受译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 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 简言之，描写翻译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他倡导的描述翻译学， 其理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极大的促进了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描述使翻译从聚焦于语言转换过程和翻译本身转向到翻译之外，并开始和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诸多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从而使人们对翻译有了一个全新的的认识。

四.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文化构建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共同倡导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构建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文化视角下开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观。在两人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巴斯奈特撰文分析了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视线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她认为，翻译不是纯粹地语言转换的行为，而是根植于相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互动；翻译对等就是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或文化层面上的对等。[4]

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的文章则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源语文本在文化层面上的改写（rewriting）”。[5] 勒菲弗尔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改写”的过程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内部，由译者等所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诗学文本本体； 另一个则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外部，即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patronages）。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对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所以到翻译实践的层面上，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主动和或被强加的意思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纳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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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他的理论观从意思形态层面对翻译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五. 结语

简言之，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观点主张在研究翻译时更关注翻译源语译语文本所受到的外部文化社会的操控和影响。 但他们因同属文化学派，其理论必然会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来研究翻译，而把翻译研究与外部世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去探讨翻译目的、策略、翻译文本的形成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有人批评文化学派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限制和影响，但文化学派的研究确实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6]。必须说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都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每个体系也许会从多个角度有分别有侧重的进行阐释，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或选择其侧重点来辨析。 参考文献：

[1]马士奎. 詹姆斯·霍尔姆斯和他的翻译理论[J]. 上海翻译科技，2004，（3）. [2] 张南峰，《多元系统理论》[J]. 中国翻译，2002.（4）.

[3]王洪涛. 从此岸到彼岸的反拨与超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学派研究范式探析[J]， 《外国语文》，2006，22（5）：126-131

[4] Hermans，T. 1985.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A]. In T.Hermans（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 London： Croom Helm：7215. [5]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Routledge，1992.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04.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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