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悲剧人生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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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人生的张爱玲



《张爱玲传》，刘川鄂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58.00元

我认同刘川鄂教授以一种宽阔的胸怀，现代意识，建设性的情感，对张爱玲正面的、积极的肯定：她是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优秀的、卓越的、独具个性、有贡献的作家。我欣赏刘川鄂教授治学的严谨和精神的挺拔。他站得高，看得远，往往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抓住主要问题，独辟蹊径，详细评说，恰到好处。我欣赏他的睿智才情和诗人的气质，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情。

我器重刘川鄂教授的先觉卓识和矢志不移的坚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坛春意料峭，乍暖还寒，“启蒙叙事”“革命叙事”还处于文学的主潮。一个初出茅庐，羽毛未丰的青年学子，在这个时期与张爱玲遭遇，他一下子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将“冰释”还未彻底“冰释”的张爱玲身上，这一锁定就是大半生。直到今天，他还在深入地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因为这样，有人认为他的《张爱玲传》是后续很多张爱玲传的“母本”，还有人称他的《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是《小团圆》出版以前最好的张爱玲传。

刘川鄂教授对张爱玲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他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是人学”、表现人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精神出发，独具匠心的把“文学本质论”和“作家主体精神论”坐实在作家作品与历史精神相融合之中。他的这部作品视野宽阔，内容丰富，生活容量大，思想感情深。我仅仅是站在悲剧的一隅谈我阅读《张爱玲传》后的一点感受。 《张爱玲传》的悲剧表达是：封建宗法思想－男权中心（恶的代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善的代表）的欺压、扭曲。作为一个超常经受施暴者（恶）的虐待，却被愚蠢、自私、狭隘，极端个人主义遮蔽住眼睛，被妒忌、欲望、占有、性爱操纵的“善”，把自己的反抗报复投向自己的同类，杀死自己妒忌的人，剥夺女儿的幸福。善在这里也变成了恶。善在这里的堕落，并非人的堕落，人性的堕落，而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把善变成了恶。

《张爱玲传》中的悲剧分析告诉我们：任何文化，在任何时期的境遇中，人性的“食”“色”矛盾冲突，在“善”“恶”原初矛盾冲突的操纵下，表现出来的意义两可的形象就趋向于悲剧。优秀的文学家和成功的文学作品，就是要以形象生动、意味深长的诗意之笔，表现人在一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中“食”“色”的历史进步性和社会文明性，用“善”的精神净化“恶”的不洁，达到灵魂的救赎。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文化精神分为两类，一是日神精神，二是酒神精神。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霞丝·本尼迪克特（1889-1948）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并将她经过调查的两个民族称作日神型民族和酒神型民族。一般来说，日神型民族的文化性格比较强调礼仪、秣序、中和、适度、个性淹没在社会之中。酒神型民族的文化性格刚好相反，比较偏激、狂热、傲慢、暴躁、张扬个性，不拘礼法。

张爱玲是一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中的一个历史的“个体”，这个“个体”在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中融合，以女性生命在文化本质力量人格化的燃烧中，显示出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在文化人格上互渗、互补的历史光色。日神文化的整体、全息、协调、一致在她写作修辞“通感”手法的运用中表现的非常突出。酒神文化的孤独、清高、傲慢、不拘世俗礼仪，张扬个性在她身上亦有表现。张爱玲的悲剧，表现了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在社会变革的碰撞中，所产生的二元对立，精神裂变，人格重构的特征。

刘川鄂教授站在“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终极拷问处，沿着生命成长的轨迹溯源，顺着文学创作的青藤摸瓜，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超越庸俗社会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樊篱，严格地从文学的人本、文本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观，还“乱世才女、传奇人生”张爱玲的真面目；写出了时代风云在她身上的投影，以及她的绚烂，孤寂，何以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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