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劳动政治变迁：评《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问题与劳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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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劳动政治变迁：评《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问题与劳动政策》

作者：申剑敏朱春奎

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12年第2期



岳经纶( 2011)．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问题与劳动政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共386页。

近年来，关于中国劳动政治的研究方兴未艾。目前致力于中国劳动政治的学者，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群落。第一个学者群，以倪志伟、边燕杰等为代表，他们喜欢采用人口普查数据以及CGSS(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调查数据做量化研究，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边燕杰等，2002；边燕杰等，2008）。第二个学者群，是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社会抗争的学者，包括李连江、李静君、陈峰、于建嵘等，他们把中国工人的抗争作为中国近年来剧增的维权抗争的一种类型，并力图寻求工人维权抗争与农民“依法抗争”之间的差异（Lee，2000；2007；Chen，2004；Li，2010；于建嵘，2006）。第三个学者群，以冯同庆、常凯等为代表，他们长期从事劳动人事政策研究，市场化改革之后转而研究“中国工人的命运”，关注中国工人政治、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游正林，2000；冯同庆，2002；常凯，2004；刘爱玉，2005；宓小雄，2007；赵炜，2010；吴清军，2010）。三个群体的学者的理论关注点虽迥然有别，但也切实相关。若能寻求到理论对话的可能，应算是中国劳动政治研究的一大贡献。就此而言，中山大学岳经纶教授的新著《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问题与劳动政策》（下称《转型与劳动》）称得上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努力。

该书未明言的一个理论雄心，就是在劳动政治三个学者群落之间展开理论对话。《转型与劳动》是一部论文集，乃是岳经纶教授1997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劳动问题的中英文论文结集，可以说是他10多年来研究中国劳动政策的心路历程和理论发展的再现。由于研究主题相对集中，该书并无论文集通常所具有的拼凑感，而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连贯性。

《转型与劳动》立足于社会转型与劳动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第一篇的主题是“全球化、国家与劳工”，探讨了中国工人在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跨国资本主义压迫，指出中国工人只有通过自身的组织化才能抗衡跨国资本的压制性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在转型期的劳资冲突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尴尬的角色，它既身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劳工保护压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又不得不仰仗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国家角色的模糊是中国劳动管理体制困境之根源。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二篇进一步从劳动立法角度探讨了这一国家角色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劳动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应对市场化转型和全球化竞争，对中国的劳动问题作出政策性回应。但是根据作者的观点，由于劳动立法和政策实施存在严重的落差，立法的进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即便立法本身也是多重利益博弈的结果。因此，作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处理中国劳动关系的具体机制上，这些机制包括劳动监察体制、集体合同制度等，以求能够发现新的理论问题。这是第三篇“劳动体制”所涉及的主题。通过对多个劳动争议个案的实证性研究，作者发现了解决劳动争议的一些微观机制，但是它们的局限性亦同样明显。作者在第四篇转而探讨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乍看略显突兀，实际上并非如此。对农民工的理论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劳动政策的一种前瞻性理解，也就是说，随着新兴产业工人的崛起，中国劳动政策的对象将从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兴产业工人转变。最后一篇，作者对于失业、下岗再就业、劳动派遣、劳动安全等劳动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理论反思，反映了作者对转型期中国劳动问题现状的关注。

对劳动问题的关注，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正处于“让阶级重新回归”的阶段（李静君，2006；Hall，1997）。用李静君的话来说，对转型中国的研究都背负一种“形而上的悲情”，对于工人群体的研究尤为如此。研究者对于这个身处多重压迫而又无力伸张的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义愤和同情，而不自觉地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之


发声（潘毅，2011；黄岩，2011）。与这些充满悲情的理论相比，岳经纶的研究更显冷静和持平，但亦不乏批判与反思。岳经纶在《转型与劳动》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新的劳资关系格局的形成，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换言之，劳动理论当然要关注劳工个体，但不能停留于此；劳工维权抗争固然重要，但劳动政治也并非只有抗争一途。

根据岳经纶在早前的《中国劳动政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视野》一书中的提法，经济转型在中国造成了一波“劳动危机”（岳经纶，2007:6），具体包括就业危机、劳资冲突和意外工业事故三重危机。尽管劳动体制的预先存在，使国家能够有效地抑制工人在受挫之后的组织动员，但是这种以控制为主的劳动体制面对一系列新的劳动问题却显得束手无策。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在中国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强度与日俱增。有学者指出，中国新型工人面临来自国家与市场的多重压力（潘毅，2011: 11），对于外来农民工而言，比这些压力更严重的还在于对外来者的社会排斥（黄岩，2011:5）。这些多重压力造就了一种不对等的抗衡，即强资本与弱劳动的对立。中国的工人在跨国资本面前几乎毫无反抗能力。一方面，这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解释，那就是一支数目庞大的就业大军的存在，严重降低了工人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另一个方面才是岳经纶的著作要重点解释的，那就是国家作为经典意义上的劳资冲突的“调节机器”，其角色变得模糊（岳经纶，2007：6）。

在岳经纶看来，国家“应有”的角色，应是站在弱者一方，为其提供法律、政策支持和权益保护，来对抗跨国资本的压迫。但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猛势态相比，中国的国家转型则相对滞后，国家管理社会的体制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政策根本无法应对处于跨国资本压力下的工人诉求，更严重的是，那种传统上以控制为主的劳动体制，反而抑制了工人对抗跨国资本的动员能力。对此，岳经纶指出：“中国劳动政策对劳动危机的回应基本上是被动反应式的，而不是主动前瞻式的；是零散式的，而不是整合式的。”（岳经纶，2007：11）即使诸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以及劳动监察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等机制业已存在，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因此，中国劳动政策的局限性，决不能局限于政策本身来理解，其中必然存在更深层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中岳经纶与庄文嘉合著的关于中国劳动监察制度的研究颇值得一读。在文中，他们指出，中国的劳动监察制度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碎片化的威权体制”。中国劳动监察制度由来已久，但是经过地方和部门的分割，劳动监察权彻底碎片化了，职能重叠和交叉大大削弱了国家在劳动监察方面的治理能力（第171页第173页）。

在岳经纶看来，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在塑造着中国的劳动关系。岳经纶等人详细考察了诸如沃尔玛、SD公司等跨国企业以及广东民营企业的员工权益保护个案，继而指出，“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上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维持的劳资关系也已被打破。现在，跨国公司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也加入到劳动关系中来，令劳动关系更加复杂，并进而塑造出了新的劳动关系”（第25页）。这与岳经纶对“多元行动者的网络化关系”的强调是呼应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对于转型期劳动问题的政策性回应是否有效？它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哪些因素？

中国的劳动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用来评判国家对于劳动关系变化的政策性反应。在《转型与劳动》中首次发表的《（劳动法）的制定：基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一文采纳了约翰·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模型来具体解析中国劳动政策的制定过程。金顿在“垃圾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多源流分析模型，该模型确认了参与者据以影响政策议程和备选方案的三种过程源流：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种源流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三流汇合就开启了“政策之窗”( Policy Window)，推动政策问题或者政策建议进入政策议程（第82页）。岳经纶指出，在1979年《劳动法》首次进入立法议程之后，三种流就已经存在，但是三流汇合的过程，是在1993年至1994年才发生的（第83页）。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就是金顿“多源流”模型中的能动性力量——政策企


业家（第81页），也是社会学中通常所指的“行动者”。在《劳动法》立法的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流的形成。政策流主要体现为劳动政策团体所作的努力，这一劳动政策团体，包括了劳动专家、劳动法研究机构、劳动部门官员和工会成员。正是这些行动者对政策过程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最终促成了《劳动法》的立法（第85页第107页）。

经过“多源流”分析，岳经纶为我们呈现了《劳动法》立法的全景。这一立法过程不仅是中国诸多立法过程的缩影，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劳动立法中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矛盾冲突。“多源流”模型的实质，就是对理性决策模型的反思，运用在《劳动法》的立法上，恰好指出了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理性化过程，也不存在线性的发展。我们不可能寄望于通过一项劳动立法就能调整好劳动关系，因为，立法本身就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第6章）。岳经纶通过实证的政策分析，指出了劳动立法之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也凸显了中国劳动政策的先天不足。但是他并未陷入悲观。多元行动者赋予了劳动立法更大的可能性。而且，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框架已经确立，这就为处理劳动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资源，下一步亟待解决的只是将这些制度资源的功能充分开发出来而已。

诚然，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劳动政策提出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工人本身的转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劳动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传统劳动关系下的中国劳动政策，其主体、对象和目标，均需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型（岳经纶，2007）。具体而言，从劳动政策制定的主体来看，国家在劳动问题当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应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转型，将从模糊逐步转向清晰，从传统的“国家控制”取向中摆脱出来，转变为保护作为弱者的劳动者一方的“劳权”，以抗衡强势资本力量对劳动的压制。从劳动政策调整的对象来看，由于产业工人结构的变化，因传统企业转制下岗或退休的国营工厂工人，正逐渐被新兴产业工人所取代，过去以国企工人为主的劳动政策，也相应转变为以新兴产业工人为主。此外，在劳动政策的目标设置方面，原先要解决的传统工人与国营单位之间的利益统合问题已经改变，新的政策将试图解决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劳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整合与治理问题。《转型与劳动》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隐含了上述前瞻性的见解，为中国劳动政策未来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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