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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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

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碗、瓷盘、瓷碟，从“地宫宝物帐碑文”中得知，原来它们就是“秘色瓷”!这些秘色瓷色泽绿黄，晶莹润泽，尤其是其中两个银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径23．7厘米，碗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这才让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风采。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发现有碑文记载证实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这些秘色瓷器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历史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朝，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日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土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本文的这件八梭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

法门寺秘色瓷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绘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账》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账》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沮丧无比。



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尴尬没有可能。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各种釉色各领**，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展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钱元灌墓、施家山钱元灌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陈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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