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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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一)

原着美]丹尼尔．C．哈林 编译马达

〔内容提要〕战争报道是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而中国正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整体战争时代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时期，国家和公众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此时国家对新闻的控制尚不严格。局部战争时期国家与公众关系出现较大分裂，媒介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焦点，主要提出了主导与跟随作用两种意见。同时，这一时期政府和军队加强了对媒介的控制。哈林还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战争时期媒介与舆论的互动、意见领袖的作用、记者在战争报道中的角色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把战争纳入文化体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媒介战争战争报道书报检查制公众国家军队记者主战反战 自农业革命深深介入到科技、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大变革中以来，战争就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本应成为重要研究课题的战争研究，却被排除在社会研究主流之外。在媒介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一战期间战争新闻的刺激，使得基于调查实验的媒介研究取得了更重大的扩展，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思维范畴上都显得十分薄弱。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越战以后，学者的兴趣向“媒介与战争”这一研究主题转移，马岛战役（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促使这种趋势在英国加速发展，随着海湾战争的打响，更使之成为多国学


者的思索范围。

本文将分3个部分对“媒介与战争”研究进行考察。 整体战争时代的媒介

从战地职业新闻报道来看，现代战争新闻起始于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已被普遍认同。南北战争中产生的由书报检查制度和官方许可制构成的双重系统十分重要。这个体系在后来的战争中不断得到改进。“官方许可——书报检查体系”的存在与“整体战争”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对战争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中，“整体战争”的概念是理解现代进程的关键。 整体战争时代发端于法国革命的人民起义及随之产生的全民武装的观念。法国革命在战争中实现了一场空前的社会总动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国家全民参战的思想意识。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紧随法国模式而实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飞跃。美国南北战争对工业生产的动员则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一战时达到其全盛期。投入此领域的人口比例是巨大的——相当于法国革命人口的20%。他们针对所需而进行了一场技术大战。这意味着，这条“内部战线”对军事胜利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不能不被看作是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战争需要经济上空前的统一调度，并与公民“士气”联系得空前紧密，因为公民作为这个代价昂贵的事业中的人力和政治选民资源，必须把他们动员起来为经济生产服务。公民士气也将成为敌方军事活动的打击目标，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因此，军事指挥者必须要亲自介入到对舆论和媒体的系统管理之中。


整体战争时期，媒介与战争问题在美英出现的几个特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控制舆论的战略得到发展，以塑造舆论的积极行动为宗旨，强调宣传更甚于书报检查制度。

其次，“内部战线”的动员还包括更重要的自愿行为——整体战争的外部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而对整个国家的强烈情感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政治多元化和民族感情的散淡这两个弱点，这一点在一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战争期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得到发展，它不再是最初的国家对人民的镇压而代之以合作。

二战以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整体战争显得不那么现实。局部战争的新时期到来了，并由朝鲜和苏伊士危机发端。尽管如此，从整体战争而来的对战争的认识，仍然延伸出一个广阔和空间。随后而至的战争在它们的前期，呈现的是二战的典型重演。来自于整体战争的文化和局部战争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战时传播的很多矛盾之处。 越战、马岛战役、海湾战争与媒体

越战标志着局部战争的转变。政治决策者们并不想为它动员全美社会。约翰逊政府确实尽了全力使这场战争免于对其他政治权利造成破坏，这在媒介与军队、媒介与国家关系上存在两个重要后果：

其一，它意味著书报检查制度并未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委派的一个条件，记者必须接受一系列军事安全保护的指导。在越战中，记者第一次得到许可与军队同行而不必进行书报检查。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与政府在政治上从未达成过一致，并最终两极分化。这就是说，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二战期间持有的态度，即以国家战争力量的一部分的立场进行政治性报道，此时则大大不同了。

多年以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公众放弃对战争的支持，媒介首当其冲要对此承担责任。这种观点在美国的政治圈内广泛传播：保守党人把媒介形容成战争中的罪人，导致了国家意志的崩溃；同时，开明人士，包括很多记者，把新闻界视为英雄，因为他们说出了政府意欲隐藏的真相。前者的观点在其他国家也很普遍。马岛战役时，很多英国军人认为，从越南战例可以看到媒体报道对军事行动存在内在的危害。电视常常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战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展现的战争，争论由此产生。通过电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了“战争真实的恐怖”，从而对战争的继续极为反感。

然而，一些研究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媒介几乎没怎么影响到公众观点。早在战争开始时，公众就已逐渐放弃了对战争的支持。其他一些研究者坚持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媒介是持有反战态度的，并导致政策和民意向反战方向转变。

我是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在考察1960—1965年《纽约时报》和1965—1973年3家电视网的新闻之后，我曾指出，战争初期，媒体把冷战思维等同于二战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大力支持美国卷入越战。其后，随着精英态度和大众观点的变化，及人们在撤退开始后士


气的低落，媒介也更具批判性了。在我看来，电视不是反映了“战争真实的恐怖”，而只是作了相对的澄清。的确，二战中形成的对战争的浪漫主义思想在早期一直影响着人们。同时，电视更倾向于跟随而不是主导这场变化，它随着其他媒体或社会团体的转变而逐渐确立了批判性的立场。而且，大多数学者在此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广泛一致，即媒介在战争初期多持主战倾向，直到后来才跟随反战主流形成批判立场。 马岛战役也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它的某些特点使之有别于越战。一是独特的地理，它发生在地球上交通和通讯极度困难的地区。这意味着，媒介比以往更依赖军队的帮助以参与战事和传送新闻。其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海战，致使记者处于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三，它历时短且获取胜利，所以在国内几乎没受到什么异议。针对战地新闻而设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新闻在从战地发出和到达伦敦后都要经过审查。这些因素使此事件的新闻氛围在很多方面类似二战期间的情形。

作为媒介与马岛问题的重要研究者，默瑟（D.Mercer）、芒厄姆（G.Mungham）和威廉斯（K.Williams）详细描述了政府和军队的公共关系组织及其策略。他们重点讨论了战时公关活动必须平衡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求最大可能地减少信息流，以保护机密和避免潜在争端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官方宣传机构如果想左右公众观点，就必须具有可信度，这需要提供大量合理而准确的信息。即使是在马岛战役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英国政府也不能垄断信息，而不得不经常参照由阿根廷


或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在战争中，宣传既构成对政府的威胁，同时又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工具，把握好这对矛盾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对此次战争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来自战地的信息流总是被很多因素所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军队和官方宣传部门的谨慎。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海战环境和技术问题，如地理环境、舰队的紧急出动和媒体报道的后勤缺乏计划等原因。

其次，国防部的公关政策在很多方面不协调，导致同新闻界关系紧张，有时战地指挥官和伦敦政府会在控制媒体和发送特殊信息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埋怨。

第三，有特派组跟随的记者，尽管常常恼怒这种工作条件，但往往逐渐认同了他们所面临的军队人事安排，尤其当他们与岸上的陆军相处时还会对他们大加赞誉。

第四，媒介的新闻报道对英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褒誉有加。无论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大众新闻界，还是略具分裂倾向的印刷媒介和电视都进行了支持性的报道。

许多研究者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例：英国死难者的相片从来不曾在英国新闻媒介上出现过。新闻界所反映的战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高度净化了。这种情况似乎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如缺乏传送设备、参与战事的摄影记者很少，导致整个战争时期仅有202张相片从战地发回。或许国防部扣下了一些可能会引发事端的相片，但记者团也显


然未能成功地传送部分遇难者相片，而编辑往往不去使用那些相片。 研究者更多地关注那些有特派组陪同的记者，却对国内的编辑甚少注意。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地的记者反而没有在家里的编辑起到更关键的作用——这真是一个讽刺。

波斯湾战争延续了从马岛之战开始的一个策略，即对媒体的紧密控制。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建立并第一次实施了战地书报审查制度，并专门设置了一套系统用以控制记者的行动和去往战场的自由。同马岛战役一样，这场战争自身的特性也阻碍了媒体深入战争，同时加强了军队对信息的控制。战斗大多在空中进行，这意味着，虽然军事布置和发动空袭都是从基地和舰船上发动的，但除了亲身在伊拉克的记者有机会目睹战后余殃外，其余的人仅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转述报道。地面战展开后，军队对新闻的控制弱化了，很多记者自己单方面行动，致使控制系统趋于瓦解。然而，对于记者反控制的蚕食行为来说，地面战过短过快就以胜利告终，以至于来不及等到战争新闻的态度改变就结束了。海湾战争又是第一场通过全球电视进行现场报道的战争。因而大多有关它的论着都囊括了军队控制和全球实况电视报道这两个方面。在军队控制方面，菲亚尔卡（J.Fialka）提出了报道战争时记者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其中重点论述的是军队对记者进入前线部队所采取的控制。他认为这种控制在对报道的影响上远大于书报检查制，而且还描绘了这样一个景象：“记者们坐在高级宾馆的豪华房间里最好的位置上，或从设在五角大楼东环广播室里那灰色的金属椅子里观看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海湾战争显然是一场国际战争，它发生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闻环境中。这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国家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由于能从国家和国际的多重渠道获知新闻，这场战争拥有了全球的观众。不少学者已把海湾战争的全球性作为研究的焦点，而有些学者在对多国的电视新闻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化并未使媒介超越国界而实现报道中的统一口径。

总之，研究发现，海湾战争报道与马岛战役一样，被官方的意见和要求过滤、净化和牢牢控制，对军事行动是大大有利的。海湾战争反应出的“媒介——军队”关系往何处去的问题——当然是老调重弹——仍是模棱两可。早期的一些文章曾认为，它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对战争报道的高度军管时代。这个说法太简单，甚至准确地讲，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往往到了战争尾声阶段，军队对媒介的态度就似乎变了，转而与二战时期相似，把媒介当成了战争力量的有效组成部分。这时，军队的公关政策仿佛又达到了一个不需猜忌和拘束的积极时期，它成为这一个阶段战争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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