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发展历史与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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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发展历史与唯物辩证法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07级 荆胤淇 0710012812

内容摘要：西方政治发展经历了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纵观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中蕴含的唯物辩证关系和因果关系。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学术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其中的规律，并且能够把握住它发展的脉搏。

关键词：西方政治发展 唯物辩证法

古典主义政治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

古典主义政治学可以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中叶划分。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布丹，霍布斯，洛克,马基亚维利等。其典型特征是规范性活动，强调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并且很乐意去描述一个最好国家的状态。

分开来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走上的是反民主的道路，并且一直在勾划他们心中最好的国家和君主。直接联系来自于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之死让他们看清了所谓公民决策不过是暴民政治的本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之死，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此事的思考和研究，那么后世的政治学发展将重新改写。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联系是普遍的，尽管是十几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对后世却有着深刻的影响。

再来看马基亚维利，他主要论述如何保持权力。在他的君主轮中，他认为君主就应该像

狮子一样凶残像狐狸一样狡猾。他提出以上的观点我认为与他身处矛盾之中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地区战争不断，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强国不断地为争夺领地而发动战争，并且马基亚维利本人也在弗洛伦萨在参加过政变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并且后来该家族复辟后因此而入狱。而他的代表作《君主论》正是他出狱后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前面想推翻它，但是后来有著书想要指导该家族长期统治。马基亚维利正式在这种矛盾之中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它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并且把国家利益提升到跟个人利益之上。与此同时，我认为马基亚维利提出以上观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频繁的战争，不停的政治事变，让他们那一代的政治学家心中产生了共鸣，需要停止这种状况，于是，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出现，因此他提出了他的君主论。可以这样说，根据唯物辩证法，即使马基亚维利不提出他的君主论，也总会有其他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并且想以此来改变当时时代的困境。联系是普遍的，那个时代的学者都深受其时代背景的影响。

还有提出实现和平的政治目标的手段是建立绝对的政治统治的霍布斯等等，古典主义时期政治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使其的政治理论直接改造了西方世界。古典主义政治学是从与之对应时代中孕育出来的，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那时的学者还深陷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中，是时代驱使他们去发现和创造，同时他们的成果也直接影响着后世政治学的发展。

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与唯物辩证法

如果说古典主义政治学关心的具体制度以及其价值的话，那么行为主义关注就是个人了。其中的转变与时代的发展有关，因为当时的制度危机让人们惶惶不安，于是学者们抛除了政治制度的价值。否定政治学的政治功能，不问制度和价值的


合理性而一头扎进数量分析中。联系起来看，是古典主义对制度的研究让人们习惯了生活在学者精心创造和设计的制度之下而忘记了自身，一旦出现制度危机，人们就会抛弃它，反思自身的思维模式，。既然宽泛的制度不足以信任，，那么就转而过程，因为制度的过程最能反映制度本身。行为主义的先驱无论是杜鲁门还是梅里亚姆他们都试图将政治学从对国家机构的静态描述转向对整治过程的研究，建立一种精确而普世的理论。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来看，以前的制度研究属于对制度型式的研究，而现在，就转向了对制度内容的精确把握，但同时也产生了矛盾，那就是行为主义不关注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也为后来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同时还是现实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反社会思潮，像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文化革命以及反越战运动，迫使当时政治学家认识到个人的主观行为深刻影响着政治。正式由于行为主义对有些社会问题无法解决，有些政治学家就假设了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来微观的考察政治制度了过程。如果说以前是对制度想象的研究，那么现在的政治学家认识到个人才是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但同时也是行为主义的问题，他们过多的把精力投入了制度的研究，但是却忘记了制度的作用和价值——解决社会问题。于是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很快发展演变成为了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政治学

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学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转向了最古老的“制度”，重新发现了制度的价值。可以说，由柏拉图等先辈开创的古典主义政治学被重新拾获，并且经过否定之否定而得到了螺旋式的升华。它包含一下特征。

第一， 以制度为中心。关注制度的范围从宏观到微观，并且研究制度变迁的

理论。可以说这是于古典主义政治学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第二， 研究方法使得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得到统一。政治学家们注意到了个

人对于制度的偏好问题，并且也认识到研究宏观和微观的政治制度需要整体的历史前瞻性和预测能力，任何的偏废都可能导致制度上的缺陷。只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偏重程度对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不同的。与

与古典主义政治学相比，新古典主义政治学有它独特的优越性，尽管同是关注制度，但是经过扬弃和发展，新古典主义政治学考虑到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统一。

总体来看，政治学经历了一个正、反、合这样一个过程。以前关注制度的政治学家现在又回到了起点，但是却是得到了升华的起点。政治学经历了：关注宏观制度——关注个人行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统一。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唯物辩证法对于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解释。正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才让时代的背景影响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学家，从而影响了政治学的发展；正是由于事物的永恒发展，才让政治学家们不对现状满意，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政治学的发展；正是由于有了苏格拉底不公正的死亡这一历史原因，才让他的学生苦苦思索他们心中的完美制度，从而开创了政治学这一结果，可以说政治学的开端之始正是苏格拉底生命的终结之时；正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才让政治学家们埋头研究，期望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必然的促进了政治学本身的发展。可以看出，西方政治学发展充分证实了唯物辩证法的合理性，揭示了事物发展否认本质动力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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