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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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草书笔法通畅，深厚沉着，笔势雄健，极为自然，具有草书本色，以狂草得名，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所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爱悲愉失，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石，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唐李肇《国史补》书中说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于崔邈，颜真卿。亲眼见过张旭作草的诗人皎然仔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史实：“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全唐诗》）。这里，张旭把钟王，主要是大王的草书，叫做“律”，把自己创造的草书，叫做“狂”，这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呀！一个“狂”字代表了张旭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他所坚持的创作纲领。“狂”的含意，一是“率意”，二是“奇怪”，三是“可畏”。惟其此，才能“顿挫郁屈，气踏欧虞”（董其昌语）。张旭的“狂”不是佯狂，他是于变动不居，雄浑深沉的大自然中，仰观俯察得到大彻大悟的狂。他自己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又说：“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国史补》），“孤蓬”、“惊沙”的壮观，是一种狂风暴雨，升天入地的旋律。“剑器”即西河红绸舞，这舞蹈，这红绸，是纯线的飞扬，正是狂草的笔致。因此，张旭“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浏漓顿挫”（杜甫语），于草书领域里创造了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旋律美。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把书法艺术视同音乐，视同舞蹈，“笔歌墨舞”恐怕人人都会脱口而出，但是，能够真正飞笔书写气吞山河，表尽达意的还是张旭创造的狂草艺术能够达到此意境。《唐书本传》称：“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书法世人都有不同的评说，唯有张旭世人未曾有异意，今认其书法成就为世代“草圣”。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海岳评书》曰：“张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苏轼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宣和书谱》称：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也。《东观余论》曰：“观张旭所书千文，雄隐轩举，槎卉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鹜，而不离绳矩之内。”明宋濂说：“殆类鬼神雷电不可测度，其真所谓草圣者也。”明项穆讲：“伯高世目为颠，然其见担夫争道，闻鼓吹，观舞剑，而知笔意，固非常人也。”历代诸论足见张旭成就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

2.“书卷气”可褒可贬，取其褒义就是指此人温文尔雅，腹有经论。所以书法中的“书卷气”就是指书法有君子风度，优雅而不失大气，堂堂正正，没有浮华俗气。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

“书卷气”就是文人气息，是文人精神的呈现，是文人审美情调的折射。文人对于书法，固然有“实用”的一面，但是，这一面绝对不能产生“书卷气”，文人书法的“书卷气”，应该是超乎实用的“玩味”的结果，他写字，带有“游艺”的性质，正是超乎“实用”的“游艺”，使得“书卷气”的产生成为可能，因为他的字，附着了文人的审美情调，才使这些书迹有了“书卷气”。比如“甲骨文、金文、秦篆、汉碑、魏碑、唐碑还是我们所有认为二王传本、大量的古代手札、题跋、文章墨迹等等，虽然作者书写时主观上一定希望把字写好，但他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写东西，为了实用。”但是其中的“书卷气”，不是“实用”的方面造成的，而是“实用”以上的追求造成的。所以，抱兄认为“书法的书卷气虽然与作者的学养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居然与实用的书写也密不可分”，前半部分很正确，后半部分似乎应该修改一下。

“书卷气”产生有一个必备的历史条件：就是书工笔吏的技能转变为文人学士情思表现的


工具。大凡人对于事物，常有三种态度：一是实用的，二是科学的，三是审美的。只要对于写字只采取实用的态度，无论它是在书工笔吏手中，或在文字学家的手中，或在文人学士的手中，都不能产生“书卷气”；同样，若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如许慎的研究态度，也不能产生“书卷气”，只有在“审美的态度”下，写字的“书卷气”才可能产生。“郭沫若、鲁迅的书稿，无不感到这些实用的墨迹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但这种“书卷气”的来源，并不是实用书写的结果，而是“在实用书写中潜藏的审美情趣”的结果，由于文人学士经常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书写，总是力图使自己的书写流露自己的情趣，所以这种“审美的态度”就“积淀”在自己的实用书写中，使自己的“实用书写”也流露出“书卷气”来。

杨守敬《书学迩言》曾经讨论过产生“书卷气”的个人条件：“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超轶等伦者也。”品高则不俗，自然下笔妍雅，有士气，而无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这里的“士气”，指的是“文士”阶层诞生以后独有的文化气息。中国传统的“文士”阶层，往往带着儒家、道家、佛家的印记，儒家的文雅、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淡泊流露在书写中，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卷气”。学富，胸罗万有，则可以将自然万物的道理情思寄寓在书写之中，郁郁芊芊，气象多变，这也是“书卷气”的内涵之一。

因为“书卷气”是特定时代的文人意识的流露，而不同时代的文人学问思想不同，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书卷气”的特定内涵，如宋代的苏、黄，与明代的董其昌，实有很大的不同，苏黄的“书卷气”更多带有儒家的文雅，而董其昌的“书卷气”更多带有禅学的冲淡，清代梁启超的作品，则流露出儒家的文雅、同时搀入了近代的意识。他们作品的具体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毫无疑问，都从属于“书卷气”的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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