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遣唐使与古代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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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遣唐使与古代中日关系

摘要:中国和日本的交往源远流长。而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在当时的亚洲甚至是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地位。此时的日本已经历大化改新，迫切需要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来推动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大唐帝国的万千气象吸引着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因而主动派出使节赴唐交往和学习，开创了遣唐使时代。 关键词: 遣唐使 中日关系

唐朝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曾对周边各国产生积极影响，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遣唐使历来被视为古代中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经由遣唐使,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层面展开,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遣唐使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618年，唐朝在长安建立。日本曾派遣隋使来过中国，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是圣德太子以来确定的方针,隋朝的迅速灭亡打断了这一进程,现在唐朝继起,尝试延续既定的交往路线是很自然的。了解新王朝的情况，同唐朝建立关系，是派出遣唐使的重要原因。

同时,通过遣唐使,协调日本与唐以及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积极参与构建东亚的国家秩序,也是遣唐使来唐的重要目的之一。通过向唐派出遣唐使,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是日本确定的对外方针。同时,日本也展开与新罗以及渤海的外交活动,以此来增强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博弈力量,进而保全在东亚的国际地位。

日本派出遣唐使,期望通过遣唐使,直接从唐朝吸取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经验,以便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的改革,这也一直被视为遣唐使的首要使命。“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当时，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开放处于鼎盛时期(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对当时的各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向唐朝学习以推进国内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派出遣唐使的重要原因。 二、遣唐使抵唐后的主要活动

遣唐使到达中国以后,少数人可以进京,其余大部分人便留在当地,而进京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到达长安的遣唐使的官方活动主要有二项,一是朝见皇帝。二是进献贡物,同时办可获得赏赐。日本遣唐使的贡物主要有墟拍、玛瑙、宝器等,日本将之区分为“国信物”和“别贡物。日本使节在勤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日本留学生大部分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先后在国子监学习的日本留学生总数约有二三百人,由于学习条件优越和他们自身的聪慧努力,很多人成绩卓著,“播名唐国”,最著名者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大和长冈等。

而留在扬州的遣唐使团成员,则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准备回国物资,或购买物品带回日本。根据《入唐求法巡行礼行一记》所载,遣唐因在长安不许买卖,特地从楚州到扬州来购置物资:“先入京使内监国信春道宿弥永藏、杂使山代吉永、射手上教继、长州判官谦从白鸟、村清岑等十余人,乘一船来„„缘上都不能买卖,便着前件人等,为买杂物来。”“大使谦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州里留着,今日被免来。”可见,遣唐使千方百计在扬州采购物资和带回日本的“唐物”。 三、遣唐使在古代中日中的作用

中日关系在古代的发展变化来看，无论是在发展繁荣日本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遣唐使都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古代中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遣唐使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遣唐使不仅将先进的唐文化带回日本，同时也将古日本优秀文化带到了唐朝。

1、 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发展

法律典章的制定。日本学习唐律令,先后制定了《近江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等四部律令。日本律令的主要样板是唐的永徽令。其中尤其是著名的《大宝律令》的制定,《大宝律令》是日本大化改新开始以来,不断吸收、消化唐代律令制度的总结,是唐代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结晶之一。它的制定也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度的日趋完善。

经史典籍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大量的经史典籍随着遣唐使的返日而输入日本,甚至有大使从唐归国前,“尽


市文籍,泛海而还”。中国的类书,如《类苑》一百二十卷,《华林遍略》六百卷,《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艺文类聚》一百卷,《翰苑》三十卷等,也在此时大量输入日本。令人特别关注的是,许多曾在中国失传的书,却在日本被保存了下来。日本政府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于圣武天皇时期开设进士科,'5创造了`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在京都设“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封建等级)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的子弟。学科分为“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学《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一记》、《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学“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几乎与唐一致。“太学寮”、“国学”的任职教员,大多数是留唐归来的学者。如对中国法律、礼仪了儒学、祭礼、军事、建筑等有研究的吉备真备归国不久,即被授予正六位下官位,任命为因子监“太学”的助教,专门从事传授中国文化。

佛教文化方面。随遣唐使入唐的有留学僧，对于佛教的传播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留学僧在唐期间,极注重书籍、经典、佛像、佛画和佛具等物的搜购、抄写和复制,总的来说,带回了大量的佛教典籍。由于佛教典籍多于天台、密宗有关,这对于以天台宗和真言宗为代表的日本山岳佛教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留学僧回国以后都得到重任,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一代宗师,在日本的宗教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词歌赋等方面。日本人最喜爱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在唐朝时期。遣唐使从大陆带回的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使日本民族艺术出现了一个飞跃的进步。在唐文学艺术这一完整的体系影响下,日本民族艺术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更加灿烂。尤其是唐代的诗词、书法和绘画,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诗的盛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对遣唐使团的成员都有很深的影响,其中尤以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影响最大。《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先后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持续近千年,直到江户时代,仍被当作“诗仙”,供奉在京都一乘寺的“诗仙堂”里。

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唐朝先进的经济技术以及劳动生产工具被带到了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国的儒家经典、法律典章、佛教典籍、诗词歌赋也流传到日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融合,对日本的社会文化改革与进步提供了很好的助力;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先进的封建帝国中央集权制度也被带到了日本,成为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模仿范式。同时,日本国内先进的文化方面也由遣唐使带到了中国,日本劳动人民生产的精美棉布、精致纸张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经由遣唐使,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层面展开,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促进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展

由于日本遣唐使的到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海路交通得以开展,日本国内对唐文化的热情,使许多商人看到了无限商机,海上贸易渐趋活跃,中日两国之间的私人民间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在遣唐使时期的后半段,商船便于工作开始来往于中日之间。《入唐求法巡礼记》载:“开成四年正月八日,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八一九年)流著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问漂泊之由,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著出州国。”唐人张觉济等人既与过海交易的新罗人同船,自然也是商人,由此可见当时有中国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在日本派出遣唐使以后,开辟了中日双方交往的一个新局面。中日两国民间海上贸易逐渐开展,扩大了中日双方交流的范围,不仅双方往来的物品逐渐由奢侈品转向生活必需品,往来的主体也逐渐由官方转向民间,其影响更加深远,在中日两国古代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遣唐使作为古代中日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往来于日本与唐朝之间,对双方的交流起到了桥梁与中介的作用。遣唐使肩负着学习唐朝先进文明的使命而来,将唐朝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带回日本,将儒家经典以及儒学的治国思想也带回日本,在日本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当时的日本呈现出明显的“唐化”特征。同样,遣唐使的到来,也为当时唐朝的对外交往打开了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带来了日本国内先进的物品和技术。唐文化向日本的输出与日本文化向唐的逆输出,形成了唐时中日双方交往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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