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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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柳宗元：政见不同的好朋友





韩愈 柳宗元



政见不同，友情仍固

谈到韩柳，必然要谈到唐代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则是积极的支持者。这一运动的宗旨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文章传统，简言之便是复古。如果按照现代的习惯说法，复古等于是保守、倒退的代名词，可是在韩柳时代，却是推陈出新，一反六朝以来柔靡浮华、陈陈相因的骈文的僵化程式，重新创立一种清新自由的文体，语言也比较接近民间，所以能从文坛流行到社会，进而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韩柳之前，早已有陈子昂、李华、柳冕等在提倡古体，到了韩柳，便水到渠成。然而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所以有此卓著的成绩，不仅因为他们有理论上的阐扬，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自己的创作成果，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写的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要是用骈体来写，效果就要大减，内容是不能不受形式的制约的。人们将古文和骈文两种文体一比较，取舍抑扬，立即分明。

但韩文能够赢得大众的爱好，也还是经过一番曲折，韩门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说韩愈在“大拯颓风”过程中，“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最终为什么能使人们“翕然而随”呢？作品本身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像政治家能取得人民的爱戴，首先决定于他们的治绩。

任何文学运动，理论上的宣传固然必要，但理论到底不能代替创作。读者看了理论，懂得了一番大道理，但创作上如果站不起来，理论便成为肥皂泡。“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如果没有胡适、周氏兄弟等的作品，形势就大不同。宋初的西昆体略如唐初的骈体，当时反对的人也很多，石介就是其中的一个，但石介本人作品的艺术性较差，到了欧阳修出来，才给诗风以重大的转变，因为欧公在诗文上确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他使韩愈的精神复活了。

韩愈和柳宗元的缔交，当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即同在长安的监察御史任内。他们在艺术上各有魅力，性格上也不同，在政治上，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地方军阀）割据，反对国家分裂，力求稳定统一，在忠实于唐王朝这一前提上，和柳宗元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对王叔文集团的态度上，却是相反的：柳是这一集团的参加者，后来因


此而遭谪逐，韩却对王叔文很痛恨，斥为小人。王叔文企图接收宦官兵权，抑制藩镇势力，在当时固有进步意义，但其人也颇专擅，韩愈疑心他自己之贬阳山是受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因而怀有偏见，并对柳宗元不满，可是仍很尊重他。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后，韩愈就写过《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文。《祭柳子厚文》是四言韵文，《柳州罗池庙碑》后附以《骚》体的诗，《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

《柳子厚墓志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亦在遣中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出生于嘉兴，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州）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初唐狄仁杰任并州法曹参军时，同事郑崇质将充使绝域，而郑母老且病，仁杰对崇质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便往长史蔺仁基处，要求以己代崇质而行。其事和宗元的以柳易播有类似处。”

刘禹锡自朗州召还至京师，宰相欲任以南省郎唐尚书省在大明宫以南，故称为南省。而禹锡却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七绝，其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也是传世的名篇，但因语涉讥讽，触当权者之忌，便又出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的“愿以柳（州）易播”，即指其事；这一事件，确也概见柳宗元的生平。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到须眉毕现，肝胆照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丈夫。

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评云：“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韩愈这篇文章，不仅在内容和技巧上力透纸背，也是友谊史上的好资料，包括柳之对刘。禹锡为宗元写过两篇祭文，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有这样四句话：“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尔。”也是真正从肺腑里说出来的，唯诗人才有此心声。

韩愈和柳宗元的故事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

此时的柳宗元正担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的品级，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由于他这种极为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很多朋友、同事担心受到牵连，对他是避之惟恐不及。

不过，也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他被贬之后，始终能够与他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并与柳宗元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曾是同事

韩愈与柳宗元的朋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在此期间，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科的考生，但彼此之间是比较熟悉的，何况韩愈连续考了四次，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考生了，而且文章的名气也是有的，所以他们作为诗文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

这里需要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微妙关系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其实，他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诗文创作领域，在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或者说，柳宗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器重与当时韩愈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对等。当时，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是政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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