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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剥夺感:从横向到纵向1[1]
--以城市退休老人对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为例 (论文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王宁2[2]
本文意图加深对"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相对剥夺感有两个不同的维度:横向相对剥夺感和纵向相对剥夺感,但以往有关相对剥夺感的文献所涉及的基本上只是"横向相对剥夺感"。本文在对退休老人有关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进行了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纵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相对剥夺感;参照群体;医疗保障;退休老人;体验。 一、问题的缘起
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相对剥夺或相对剥夺感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在从平均主义社会向去平均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导致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因此也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i[1]。事实上,相对剥夺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后而产生的,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其他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己所得的回报与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并因而产生了不公平感ii[2]。在八、九十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甚至成为官员从事腐败行为、以违法的方式索取补偿的驱动力iii[3]。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导致了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地位,这种地位导致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促成了阶层认知iv[4]。一些学者还对相对剥夺感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显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导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增长速率是不一致的;正是由于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使得中国城市居民尽管所得利益的绝对值增加了,但相对剥夺感也随之产生了,而部分群体(如下岗职工)的相对剥夺感则尤其强烈v[5]。 国内学者对相对剥夺的研究,借鉴了国外学者的"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的概念vi[6]。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所说的"相对剥夺",主要是一种通过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即:通过与现存的参照群体或参照个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剥夺感。不可否认,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提到,纵向比较也是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来源。例如,李俊认为,价值期待是形成相对剥夺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过去的生活条件"则是价值期待的重要来源,人们往往是希望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的生活条件好,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感到相对剥夺vii[7]。刘欣也认为,如果人们丧失了某种既得利益,或没有得到某种期待的收益,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viii[8]。不过,他们是把"纵向比较"看作是附属于"横向比较"的。在总体上,国内学者所运用的"相对剥夺感"概念,指的主要是因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即横向相对剥夺感)。可以说,国内学术界还未把"纵向相对剥夺"看作是与"横向相对剥夺"相对应的一个类型。 通过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即横向相对剥夺感),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相对剥夺"也因此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分析性概念。但是,横向相对剥夺往往只能解释与横向参照群体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难以解释人们通过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体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而参照群体除了可以是横向的(如:现在并存的他人),也可以是纵向的(如:过去的"我"或者"我们")。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就是纵向相对剥夺。
在许多情况下,纵向相对剥夺与横向相对剥夺是难以分开的,但在分析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纵向相对剥夺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此,而在于,是否存在一种独立于"横向相对剥夺感"的"纵向相对剥夺感"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退休老人对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进行研究,提出"纵向相对剥夺感"
的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分析。
本文运用了质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主位的立场(即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被研究者的体验、经历、感受以及相应的态度、信念和观念,从而有助于避免将研究者的想法强加给当事人。通过课题组对30位居住在广州的退休老人进行深入访谈,笔者获得了第一手丰富的资料。资料收集时间为2004-2005年。对资料的分析采取的是理论编码的方法ix[9]。
二、横向相对剥夺感
"剥夺"概念包括几个不同的维度:肉体剥夺、经济剥夺、政治剥夺、社会剥夺、精神剥夺。不过,这种剥夺常常是绝对意义上的剥夺,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剥夺。与绝对剥夺不同,相对剥夺是相对于某种参照系而形成的剥夺状况或剥夺感。参照群体则是最常见的一种参照系(按默顿的说法,"参照个人"也是人们参照与比较的对象,但在研究实践中,为了简明起见,"参照个人"的提法常常被省略,并常常被归并到"参照群体"概念中去x[10])。参照群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规范型","它为个体建立和保持行为标准",提供价值和规范的源泉;另外一类是"比较型","它提供了一个个体用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比较框架",为个体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相关位置提供了参考xi[11]。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参照群体,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比较型"。与比较型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利益相对损失感和不公平感,就是相对剥夺感。显然,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明显来源,是与参照群体的横向比较。但这并非相对剥夺感的全部来源。除了横向比较,相对剥夺感也离不开纵向的比较。
默顿认为,每个人都面临多重参照群体,参照群体不同,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得失的感知也不同xii[12]。因此,如何选择参照群体,成为横向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问题。一般来说,影响参照群体选择的因素至少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现实的可比性。个人与参照群体之间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比性,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不会同那些没有现实可比性的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构成"可比性"的条件包括:参照群体与某个人具有"实际交往"或"稳定的社会关系","大致处在相同地位或同一社会范畴的人",或是"那些处在不同地位或不同社会范畴之中"、但在某个方面具有重要相似性的人;而个人既可以是与之比较的参照群体中的一员(隶属参照群体),也可以不是其中的一员(隶属参照群体)xiii[13]。
尽管在现实中人们能够不假思索地选择特定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在理论上,人们究竟如何判定哪些群体具有现实的可比性,哪些群体没有现实可比性,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一个失业者一般不会选择百万富翁作为对比的参照群体,因为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没有现实的可比性。但是,在中国,在一定的条件下,下岗工人却可以理直气壮地与某个百万富翁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或许在过去与这个下岗工人(当时没下岗)在各方面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该下岗工人与这个百万富翁之间,其实具有某种现实的可比性,而决定可比性的条件,不在今天双方的地位相似性,而在于过去双方地位的相似性。因此,决定参照群体是否具有现实可比性,必须引入时间的维度。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不仅来源于横比,而且同时也离不开纵比。
第二,价值尺度。相对剥夺感还涉及价值尺度。人们往往根据一定的价值尺度来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利益的得失关系。例如,一个清洁工通常并不会因为收入比医生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觉得医生的收入"值"这个数。一个大学毕业生却会因为自己与进城农民工拿一样的薪酬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的收入"理应"比农民工更高。二者都不知不觉地借助某种隐蔽的价值尺度来评价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定性价值尺度和定量价值尺度区分的问题。例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医生的收入"应该"比清洁工高,这属于定性价值尺度;但前者比后者究竟"应该"高多少,或者前者的收入和后者的收入之比"应该"是多少,则属于定量的价值尺度。高于这
种定量价值尺度,清洁工也同样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无独有偶,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国企老总的百万年薪,常常使得员工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原因就在于老总收入和职工收入之比超过了这种定量价值尺度。
不难看出,在这里,相对剥夺感的来源主要不在于定性价值尺度,而在于定量价值尺度。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定量价值尺度的呢?显然,这个尺度的形成不能离开历史。以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为例,人们常常是参考过去国企厂长与职工收入之比来感知今天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的。过去的国企厂长和职工收入之比的定量关系,成为今日职工形成其评价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的定量价值尺度的参考和依据。可见,相对剥夺感所依据的定量价值尺度,同样离不开纵比,即离不开同过去的定量价值尺度的比较。
第三,期待水平。人们往往会根据上述定性和定量的价值尺度,选择某个特定的参照群体,并据此形成对自己的收入、机会或利益获取的期待。如果这个期待得到实现,那么,人们就会形成满意感。相反,如果这个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例如,一个清洁工不会因为眼红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机会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没有对自己形成这种期待,而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则会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来形成自己初始工资水平的期待。如果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2000元,那么,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往往也会形成类似的期待。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接受低于2000元的工资,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很显然,这种相对剥夺感不是相对于其他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而是相对于去年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而形成的。过去的平均起薪,成为今年之期待的参考。由此可见,某个特定时刻的期待的形成,也不能离开历史的因素,不能离开纵向的比较。当然,这种纵向的比较也要有可比性(例如,今天的收入与80年代的收入不在于人民币数量,而在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或实际工资)。
综上所述,从横向比较而来的相对剥夺感,离不开时间的维度,离不开纵向的比较。具体来说,纵比的作用在于为横比提供某种价值尺度,包括定性和定量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决定了人们"与谁比"("谁具有现实的可比性")以及"如何比"("根据什么标准来比")。但是,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主要来源于与横向的参照群体的比较,即是说,其显性的比较方向是横向的(纵比则是隐性的过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横向相对剥夺感"。之所以称这种剥夺感为"横向相对剥夺感",不是因为它可以脱离纵向的比较,而是因为它的显性比较方向是横向的。
既然横向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人们与横向参照群体的比较,依此推理,是否可以假设存在一种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而形成的纵向相对剥夺感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纵向参照群体是什么?人们是如何与纵向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并形成纵向相对剥夺感的?这正是我们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三、纵向相对剥夺感
纵向相对剥夺感与横向剥夺感一样,也是普遍现象。例如,一个白领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以后,在原来就职的公司的待遇与贡献之比就成为一个参照系,如果该白领跳槽以后的待遇与贡献之比不如原来的公司,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再比如,一个广州居民在2003年的40万存款可以购买一套珠江南岸近100平米的一手商品房,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因素和房价飞涨的因素,到2007年只能在相同地段购买不到40平米的一手商品房,前后只差4年,等量货币却不能购买等量商品,在居民收入未见增长(或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居民也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在这里,形成相对剥夺感的参考系不是当下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而是个体的某种情形(如:贡献与待遇之比、既定货币额的实际购买力等)在过去的状况。在这两个例子中,个人的比较方向是纵向参照系,即自己在过去的某种状况。 同样道理,纵向参照系也有个是否具有现实可比性的问题。例如,就大部分人的一生来说,退休以后所领取的退休金,往往不及退休以前的工资高。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因为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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