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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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潘 飞



公元前3200年左右,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下游最南端建造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城市——孟斐斯城。随后的几千年间，城市在不断发展衍变，乡村人口也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传统的城市形态即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18世纪英国爆发产业革命，在强大的生产力和技术的催化下，“城市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过程，逐渐发展、兴旺和扩散，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话题。200多年来，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的发展波澜壮阔，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人口学、城市学等在内的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中国不仅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将以独具特色的“城镇化”融入到世界城市化的洪流之中。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独立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支撑，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三大挑战之一。

城市：适合人类生存的聚落形态

从社会性来看，人是群居性生物。从原始部落、氏族、乡村再到城市，人类的群居不仅是一种出于抗争恶劣自然环境，寻求宽慰的生理需求，也是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以经济利益为向心力而产生的一种自觉。

经济学者们一直把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考察，因此，城市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典型形式。在有限的空间里，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并影响，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形成一种庞大芜杂的网状系统。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晚于乡村但基于乡村而产生，异于乡村但优于乡村，是不断进化中的适合人类生存的高级表现形式。

乡村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

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城市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乡村城市化的过程，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乡村转化为城市并为城市文明所蚕食和同化，一方面，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乡村的劳动者、人口、资本等；另一方面，随着某些乡村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产生强大的自我聚变，演变成新的城市（如某些小康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就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历史阶段而自然形成的一种模式。

城市化从产业结构变化来讲，是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劳动力的构成来讲，是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人数与第一产业相比不断增加的过程；从消费方式的角度来讲，是由乡村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消费方式进化的过程。总的来说，由于城市引力场具有聚集功能，大量的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商品被集约化和聚集化，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必然会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战场。中国13亿人口中，尚未城市化的就有8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左右，城市人口总数将高达10亿以上。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以及国家所实施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措施，都将对整个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难怪有学者会把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视作“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事”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化具有明显的综合性、整体性和长期性，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局部的个别经济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在整体上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但迫切需要，并且具备了建立有关城市化发展学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条件。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绵延连续，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已经接近崩溃。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革走向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城镇化”战略开始实施，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建设之中，200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0％以上，根据专家预测，再过半个世纪将达到70％以上。中国正面临着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全面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形成了互促共进的效应，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同时，人均GNP也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当然，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是一种趋势上的大体一致性，而不是数学上精确计算的结果。而从英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势必会大大加快城市的发展，引发城市化运动，反过来，城市化运动的深化又能帮助工业化和现代化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在保证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必然策略。

工业化是由产业革命引发并推动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突出的标志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可见，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之下，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进入到信息社会，要求我们探索出一条基于中国国情，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追求的工业化不能把工业增加值作为唯一的价值诉求，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且，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与此同时，还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将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凸显信息产业的优先战略地位。还要从我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富余、虚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且风险较大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最后还要发挥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可靠根基和基本的支撑力。

无论是超经济的城市化还是过度的乡村工业化，都将引发社会病即我们常说的“城市病”。在一定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下，以人为核心要素的城市有机体出现失调而出现各种严重的不健康现象。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病与其他国家并无多少不同。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等不能很快适应和满足井喷式的人口增长的需要，引发了包括住宅紧张、道路拥挤、失业率上升、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内的“外部不经济”效应。

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一种综合性的运行机制，其作用的重点因阶段不同而异。从效益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经济效益为主阶段、生态效益为主阶段和社会综合效益为主阶段。据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前，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以经济效益为主方面，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来谋求经济效益。由此，解决中国“城市病”的关键不是不搞“城市化”，相反，是要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彻底改变以往片面的城市发展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化和城市病的关系。“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

总的来说，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又要有效规避由此带来的各种“城市病”，这就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和规划者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把工业发展和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使工业化同时成为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把速度同质量、效益、结构等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使我国工业真正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把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和消费需求能力的提高协调统一起来，把工业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提高效益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当前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衔接和统一起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走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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