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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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一：拉美城市化历程及其学术要点

到2000年，拉丁美洲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最高的地区。经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城市化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新城市潮流正在形成，对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一些国家生产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已经对城市化的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逐渐增强的国际经济全球化，开始影响到生产的空间结构的根本性转换，技术的变革和日益趋向东方的世界范围的贸易，对工业地理和职业的变化发生着根本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衰退和调整意味着公共领域职业机会的减少，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减少了大量新的工作机会，降低了实际工资。与经济危机和外国债务密切相关的严厉的稳定化政策引起了国内整体经济指标的严重下降。当然，此种情况在各个国家有表现程度的不同，那是因为各国处于政治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国际经济中的独立水平也不一样。 根据世界发展报告（1991），拉丁美洲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差异、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巴拿马这八个国家总人口为三亿零四百万，人均年收入在1760到2620美元之间，生活水平较接近。整个大陆余下的九千三百万人口的人均收入则在620到1200美元之间。表现较好的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不在这个低收入集团之内。

今日拉美是一个城市化占绝对优势的大陆。第一组国家（城市化水平超过70%），包括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委内瑞拉、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第二组国家（城市人口在50-70%之间）由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巴拿马和玻利维亚组成。 中美洲国家则构成了农村社会占优势的第三集团。这个大陆的城市化总是与较高人口增长率联系在一起。但几十年来，城市人口的增长要快于总人口的增长。到1960年代，大部分国家的城市人口以很高的密度聚居在他们的主要城市中：蒙特维地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圣地亚哥、利马、圣约瑟、巴拿马城这些众所周知的巨型城市。直到最近，人口普查数据才显示出城市化模式的自我调整：1、人口和城市增长率明显减慢；2、最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低于预期值，墨西哥城和圣保罗成了大都市“爆炸性膨胀趋势”逆转的例证；3、九十年代的城市网络已经显示出达到了与中等规模城市增长相适应的平稳发展的层次。

虽然城市化速度正在减缓，但大部分城市却在继续发展。然而，这种增长不再集中于首都这种中心城市，表现出非中心化这样一个强大的趋势，中型城市日益显得重要，移民潮开始流向这些扮演着地区中心角色的中等城市，体现出空间和经济的重组。在多数国家，移民的数量和动力都变了：公认的从乡村移向城市的运动，已经开始少于两个城市地区之间的移动。

有关学术观点：1950年代后期，人们从拉美巨大而广泛的城市化现象中开始“发现”城市问题，提出了诸如“过度城市化”的概念，意指快速的城市化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工业增长，大城市里快速的人口增长与就业机会不足明显失衡，产生了普遍的贫困和蘑菇般的贫民窟。这些贫民区都被理解成不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病的表现。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学者中极为普遍。现代化倡导者们所发起的社会变革讨论中随后出现了边缘理论。这种理论继承城/乡二元论观点，试图解释城市贫民与最新进入城市化的穷人在生活和经济方面的无法融合。到1960年代末，过度城市化和边缘理论同时引起更激烈的争论，很多学者在拉美城市化的分析中引入了国家的作用。城市化的过程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而且是依附性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经济尤其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理论家认为“依附的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其发展取决于与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按依附理论的观点，民族国家在工业化—从而也是城市化—资本积累和劳动空间分布过程中，在联系资本和精英分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的作用是为资本主义工业再生产过程提供基础，是经常地主动地给工业提供资源和资金，调节劳动价格，投资于基础设施，从而降低资金成本。在这种分析过程中，“城


市掠夺”概念也与“边缘化”概念密切相关：日益增强的种族隔离使城市穷人进入边缘地区。在掠夺过程中，边缘地区被认为是普通阶层繁衍的最佳位置。这种分析强调了城市化的政治维度，正如它重视普通民众所遭受的双重剥夺：作为劳动力屈从于资本，作为城市居民屈服于都市扩张的逻辑，这两者使劳动阶层逐渐无法进入集体消费服务。 这种新的观点推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拉美城市研究领域。拉美学者对这些研究的译介，在1970年代形成了新的城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三种方式重新思考城市问题：1、否认城市区域自治观念而接受社会性生产区域的概念；2、通过强调由城市矛盾产生的国家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使城市问题政治化；3、在城市舞台上引进更广泛的大批参与者，尤其是社会运动。到1980年代末，拉美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兴起了一个批判运动，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样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模式（主要是法国的）的采纳过于机械，而且不能用来说明不同拉美国家的特殊性；2、强调国家的无所不在和铁板一块，并不能用来说明国家机器和各种国家代理的内在差异。进而，这种观点导致对国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出现偏差。不管怎样，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城市研究遗产，其影响在1990年代仍然存在。 （单正平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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