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外人大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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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中外人大研究现状

作者：孙 英

来源：《人大研究》2009年第03期

国内的人大研究, 倾向于从人大的设计原理和相关法律条文出发,或是对人大制度产生及发展进行全面的描述和解读[1],或是对人大制度的某一具体制度的运行和完善系统分析提出建议[2], 或是对实际中的人大工作进行大量的案例积累和文献汇编[3]。这样的研究进路,操作性强,现实性强, 但似乎有片面重视规范分析和对策研究，忽视理论的升华之嫌。反观国外人大研究, 往往从一个假设的分析框架出发,观察和总结实际中的权力博弈,提升为理论。例如美国的人大研究专家Kevin O'Brien 就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作用,提出了“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的理论 , 就人大和党政关系,提出了 “过程嵌入”(embededness)的理论[5]。Murray Scot Tanner 在其研究现代中国立法政治的开山之作的开篇，就一口气总结了五个关于中国立法过程的理论模型[6]。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种理论的形成,来自于用一个单一的视角来概括复杂的地方政治现象，未免以偏概全, 而且国外学者用西方的民主观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难免会出现误读[7]。比如一些学者用西方的竞争性民主的视角分析地方人大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对中国地方人大时而与党委和政府融洽合作,时而又否决政府报告和党委对地方领导的候选人提名的工作现象，在我们看来很正常，国外学者却围绕着人大和党政的关系到底是合作还是对抗，合作和冲突能否并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8]。

这种研究模式的不同, 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造成的。很多研究人大的外国学者,都是政治科学的教授, 他们正是利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的立法机构的运作。而国内研究人大的学者,基本上是宪法学专家或人大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关注的是人大的宪法学原理,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哪些不足, 以及法律制度应该怎样健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外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怎样把人大代议制度用好,对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去克服问题、改进制度,使制度的运行更加符合人大制度的使命, 是中国学者最为关心的。而对外国学者而言, 人大是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是为他们观察中国共产党统治模式的变化, 中国各政治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服务的。所以, 把人大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归纳为一个理论模型, 节约信息, 节省成本, 方便他们观察中国政治。

这种不同，也反映了一种国内外研究路径的常态。有学者评论,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对象都是学者, 讨论的内容是学术思想,而中国学者陈述的对象往往是国家领导人, 希望当政者采纳自己的主张而实现自己的抱负[9]。很难评说国内外这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代议制理论的指导下,仿效苏维埃的模式, 并结合了新中国的国情建立起来的[10]。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到今日, 人大制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这种制度活力,不仅是因为人大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也是国内学者孜孜不倦的对策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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