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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化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优秀作家以精英文学为创作导向，留下众多经典作品，为人们了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文学佐证。社会发展到后现代阶段，后现代性催生的大众文化语境对文学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成为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已死”成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然而，三十余年来，在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其创作消解了大众文化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矛盾，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其在新形势下的文学经典化找到了出路。
一、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大众文学特征
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对大众文学经典化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只有从学理上厘清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学产生的背景、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做出合乎事实的诠释。否则，论述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就会偏离其实质而流于形式。从结构论的视角来看，由于文学是文化的体现，因而大众文化语境催生了大众文学，这样的逻辑推理似乎天经地义。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视域内，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因为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大众文学”本身既是一个极具探讨意义的概念，又是精英文学边缘化的肇因，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经典化之路的核心悖论之一。
考察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popular culture）语境下的大众文学，首先需要从认识论的视角入手。有中国学者认为，康德（Immanuel Kant）和本奈特（Jonathan Bennett）就实体观展开的哲学论争中，康德的实体学说为知识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而本奈特对康德的质疑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进而肯定了康德“实体”的必要性和持存性。康德的实体观既驳斥了经验主义实体观又否定了理性主义实体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认为，思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
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P16）。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则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入手，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文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中某些深刻的裂变”（自序，P4-5）。上述观点为学术界认识当代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哲学上的认识论依据。
不同于主流的精英文化，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大众文化实质上与现代工业社会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中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从微观层面来看，又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化有所区别。该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通俗性、流行性、商业性、普及性、大众传媒性以及娱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作为一个术语正式出现，则应归功于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y Gasser）。在《民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1930）一书中，奥尔特加将大众文化界定为某一地区、某一社团或某一国家中被广大民众普遍信奉与接受的一种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在概念上指的是“既不能决定其自身存在，又对社会无决定性作用”的群体。（P1）这一界定出自“形而上”的哲学抽象思维，又与“形而下”的世界本源联系在一起，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不过就“大众”这一术语而言，奥尔特加的界定已经无法解释文化的当代演进现象——显然，由“大众”构成的文化，其内涵必定是以主流文化作为参照物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民众生存、需要与幸福的一种人文文化形态。历史演进到20世纪30年代，众多学者从文化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例如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的社会哲学、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的艺术性文学、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哲学、阿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现代艺术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新左派哲学社会学、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的公共领域结构论等，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解剖与批判，进而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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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