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化世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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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化时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人类正在迈入一亇既充滿希望又交织矛盾的全球化时代。

1990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首先采用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新概念。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正在不断削减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以致使全球经济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一个积级成果。正是在冲破僵化、封闭、地区割据的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开放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并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旋涡之中。然而世界经济真正形成全球化、一体化的规模，则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加速出现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50多年的经济建设，20世纪结束时，世界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金融流通总量都比50多年前增加了80至100倍，从而加快了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生产国际化、资讯全球化的进程。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使世界正出现这样的发展格局，那就是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较量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进步和科技的突破。世界银行专家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及其它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70%以上。我国专家对中国1978—1995年期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由此可见，全球化时代突出了以智力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是高智力竞争的时代。

然而当前的全球化，又是以西方强势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生产要素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创造出一种高于民族生产力的“国际生产力”，在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

全球性的人际对抗大危机，突出表现为20世纪前期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30余次局部战争，造成了全世界约1.2亿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这个数字比19世纪前死于战争的总人数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更是在世界每一个人头上高悬了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世界目前拥有的数万颗核弹头足够造成“核冬天”，随时威胁着“地球村”的所有居民。西方强势文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则进一步加剧了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2000年底西方发达国家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6，而收入占80%；63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3/5，而收入只占6%。1965年世界最发达的7国与最贫穷的7国人均收入差是19倍，1995年为38倍，2000年近58倍。这导致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两个极端的恶性发展。21世纪起步第一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正是这种恶性冲突的集中表现。

全球性的人天对抗大危机，已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短短100年里，仅地球上的森林就减少了一半，森林覆盖率已从工业革命前的55%下降到今天的25%。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的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在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石如此的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人类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不能不反思西方强势文明的结构性缺陷。

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大危机，说到底是内在的人性对抗大危机的反映。尽管现代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要高得多，但是在“上帝死了”、“理性死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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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已成为当代西方的世纪病。人不能容忍无意义的活着，不能容忍没有信仰追求、没有精神支柱的生活。西方人燃烧着想要寻求一个坚固的精神支柱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神圣的永恒的通天塔。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整个西方文明赖以确立的基础破裂了。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物欲感性与社会理想的对立以及真善美三大领域的割裂，使西方文明的根基陷入不测的深渊。

这种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显然不能仅靠知识经济的“高智力”来解决，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人类的“高智慧”。这样我们就引出了本书的话题：全球化时代呼唤高智慧思维。

在西方学术界，智力与智慧这两亇概念往往交织在—起使用。我们随便翻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术语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在古希腊人那里，一直把知识和智慧理解为科学，理解为理智的一种完满，认为智慧就是理智的最高思辨能力。古希腊哲人主要用知识理性、逻輯理性来论证世界的本原、人生的意义。因而英文中的intelligence一词，可以在大陆译为“智能”，也可以在台湾译为“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6）认为，“智力”就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智慧”指的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两者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中国古代的智慧观则明显不同于西方知识型的智慧观。中国的智慧虽然也不乏知识求索的成分，例如“知”与“智”两个字可以通用互换，但在另一方面，人格的高尚和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哲人的眼中，显得更为重要。孔子将“智”与“义”联系起来，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荀子继续了将“智”与“义”相联系的思维方向，给周围世界排出了一个气(水火)、生(草木)、知(禽兽)、义(人)的进化序列和等级，“义”被放在了智之上，位阶最高，是人区别于禽兽而最为天下贵的根本依据。但“义”的超越“智”，并不构成对“智”的否定，而是显示了人的结“群”(社会)智慧。汉初的贾谊第一次对“智慧”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蒙昧)。”(《新书·道术》)他把人的智慧看作是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闻道”的思维能力，这是极为深刻的。

综合东西方在智力和智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提出要创建“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他认为“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主张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统一，理、工、文、艺的统一，量智与性智的统一，人脑思维与电脑思维的统一，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体系”。钱学森强调，“大成智慧”的特点是沉浸在广阔的信息空间里所形成的网络智慧，“大成智慧”是在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所需要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

思维科学家田运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思维论》一书中提出：智慧是高明意识的外化。所谓高明的意识，一是智能较高，相对说来，更聪明一些，至少比动物的聪明程度高出若干量级；二是这种意识含有真善美的内容。高明的意识还不能只是存在于脑内，还得外化才能变成智慧。尽管智慧是多种因素构成，但思维却始终是核心因素，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对人的智慧起决定性作用。智慧的实质是高的思维能力加好的思维品质。

据此，我们认为，面向客体、包括悟性与理性两亇层次的认知思维，仅是一种认知智力，仅是一种基础性的智慧思维；认识世界的认知思维与改造世界的意向思维相结合，才有完整的人类智慧思维。在意向思维中，追求与设计“价值蓝图”的功利思维，仅是一种低智慧思维；使功利性受制于德性、并按照人类特有的“两亇尺度”与“美的规律”运思的诗性集成思维，才是一种高智慧思维。理性思维、德性思维、诗性思维分层次集成为人类智慧思维的核心结构。

正如我们以后要展开论述的，近20年来一些西方心理学家也开始突破西方传统的认知智力理论框架，提出了与中国学者类似的观点。例如加登纳提出了“多元智力”，斯腾伯格提出了“成功智力”，塞西提出了“生态学智力模型”，梅耶尔与戈尔曼提出了“情绪智力”，拉尔夫.L.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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