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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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 发展 的一般趋势。 关键词：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贡贸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机构与官员而言，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也与前代大不一样。永乐元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机构，取代了市舶司的职能，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为之改变。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值得深入 研究 。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门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制定严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数，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夺政权，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乐年间宦官受到重用，势力不断增长。陆容《菽园杂记》谓：“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2]《明史》称：“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3] 宦官涉足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始于永乐。明人王世贞说，永乐元年遣内官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并赐王文绮帛及铜钱、麝香诸物，与其贡使偕行，“此内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内使王琮同给事中毕进封故真腊国王长子忝烈昭平牙为王，“此内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行赏赐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内臣将兵之始也”。郑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之三宝太监。[4]内臣自郑和、王（振）、（刘）谨后，其富贵势焰有以歆动之耳。”[5] 明前期的朝贡贸易管理，具体由市舶提举司负责。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设提举、副提举、吏目等官员。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师，罢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仓体制”设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广东。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复罢三市舶司。明成祖上台后，锐意经营海外，于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派往广东的提督市舶太监为齐喜。[6] 市舶司隶属于粤、闽、浙三省布政司，属地方行政系统，“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7]毫无疑问，市舶司是朝贡贸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机构。然而，由于永乐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夺了市舶提举司原有的职权，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的体制。 永乐初派出市舶宦官，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与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构成朝贡贸易的多头领导。正统十四年（1449），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奏称：“广东番夷往来，既有内使专统其事，又有镇守、巡抚、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远行陪宴之礼。”从之。[8]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举司记》谓：“永乐元年，始置市舶提举司于泉，设官掌之，又主以中贵一人。”[9]杭济《提督福建市舶题名记》谓： 东南自浙江而闽广为三省，其外大海多蛮夷，环水而岛居者若干国，凌风驾涛，译言贽贡，岁率以为常，故每省各该市舶司领之，又命中贵臣一人统其事，区划周悉，盖欲下通款附之诚，上以布我朝廷柔远之意也。[10] 林文俊《送黄德恭赴广东市舶提举序》也说： 闽、浙、东广近海之处，各立市舶府，领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莅其事。每番舶至，则先遣提举阅实其货，籍其入贡之数，有余乃听贸易，而又为之平其物价，治其争讼，盖圣朝所以柔远之意，固甚善也。[11] 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煊赫，特别是正统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 天顺元年（1457），翰林院编修尹直奉旨到广州祭南海神，两广地方长官陪祀，镇守太监阮能居首，市


舶太监杜乔居次，其后依次为副总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挥使胡英，左布政使韩阳等。[12]可见两广镇守太监、广东市舶太监地位高于两广地方长官。 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领导下机构被架空，职权被剥夺，很 自然 的变成无所事事的清闲机构，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指出：“其供应之节，控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仪，贡输之数，主于中官；职提司者，不过检视而已。”[13]清人梁廷枏说：“自洪武迄嘉靖，置罢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复罢浙江、福建，而专属之广东，大抵归其权于中官，凌轹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荡然尽矣。”[14] 市舶中使多以太监充任，也有少监、监丞，并无定制。[15]（见附表）明制太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从五品，[16]可见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覦。 市舶中官有独立的衙门，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馆”、“市舶中官衙门”、“提督市舶衙门”、“市舶中官公馆”等，直属内府，与地方不相属。成化中，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言： 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名不簿，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 可见市舶中使衙门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支配了贸易管理中的各项资源。下面是粤、闽、浙三省市舶宦官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市舶公馆 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嘉靖《广东通志》谓：“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诸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所未有，乃命内臣监镇市舶，设公馆于城南水滨，改建于城西仙湖。”[18]同书“公署”条谓：“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内宦。其馆在郡西武安街宋转运司旧址。”[19]嘉靖《广州志》亦云：“市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永乐元年建”。[20] 嘉靖初，广东市舶公馆衙门有正厅五间，穿廊三穿，后厅五间，左右厢房二十二间，仪门厅三间，东西耳房二间，大门三间，比广东市舶司衙门规模大。[21] 万历《广东通志》谓药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贤堂。洪武三年劈寺址为按察司，观址为市舶公馆。”[22]此说有误，洪武三年并无市舶宦官，何来“市舶公馆”？不过药洲倒与海外 交通 有关系。该地原为南汉宫苑，有文溪流过，潴水成湖。湖中有洲，为刘氏“聚方士习丹鼎之地，”建有长春宫、三清殿；药洲“积石如林”，形成花、石、湖、洲并胜景色；药洲四周“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桥名“宝石桥”，南桥名“仙童桥”，为药洲胜景。[23]宋代药洲为转运司地，后有莲池，建有奉真观。绍兴六年（1136）十月戊午改奉真观为来远驿，以备招徕诸国贡使。 （二）福建提督市舶公署 据弘治《八闽通志》记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东南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24]同书“织染局”条谓：“在府治西南地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为织染局。”[25]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 光泽坊，一般认为在福州东街福建省立 医院 内，因为道光时林枫《榕城考古略》提到：“镇闽将军署，旧染织局也。明成化间为市舶府，后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国初为总督署，康熙十九年改为镇闽将军署”。民国《福建通志》亦从此说。该地为通往东城门的必经之地，故名东街。民国时镇闽将军署改为省立医院。1966年以前，医院内假山尚有督舶太监吟风弄月的诗刻一首，惜后来失落。不过，王铁藩先生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光泽坊不在福建省立医院，而在今仙塔街街东，光泽坊宋为润泽坊地。宋《三山志》所载之润泽坊，五代为横冲营地，内有义井，明改为光泽坊，明后期坊废。[26] 此说还可以《闽都记》的记载为证。该书“光泽坊”条云：“闽横冲营在焉，巷有二井，义井也；建坊润泽，后更名光泽，井存，坊废。”同书“察院”条曰：“其地旧织染局也。国朝成化间改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27]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又谓：“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这里的“柏衙”，在光泽坊之南。《闽都记》“柏衙前”条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尔居此，柏一门死事，宅废已久，坊名尤存。国朝成化间侍郎黄尧存、尚书黄镐二人故宅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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