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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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产生并形成于19 世纪40 年代。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对后来各国的无产者领导和筹划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推翻本国反动阶级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都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不断地分化重组，地区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21 世纪的历史活剧。在当前这种纷繁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战争对我们分析和解决现代战争问题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呢？很长时间内，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个问题，使我们面

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挑战甚至军事围堵，感到困惑和迷茫。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就是为了理清当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战争的基本问题，以正视听。希望和学界各位同仁探讨。 一、关于战争的起源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1]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经典论述，经过19 世纪至20 世纪中叶的历次战争的检验，其科学性得到了历史的证明，成为我们分析现代战争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问世以及各种新的作战思想的涌现，它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对我们分析战争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了呢？许多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和最普遍的冲突，不是不同

社会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冲突，即文明的冲突。还有些人认为，当代战争是根源于实行专制体制的“暴政国家”，只有“民主国家”才是世界和平的保证，因此，必须使“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摧毁“暴政国家”，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1]这些观点的实质是掩盖战争的真正本源，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难怪美国前总统布什对这种理论大加赞赏地

说，“这就是我所坚信的，现在终于找到了理论基础。我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向前，即使我知道这么做会和沙龙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憎恶的人”。①2003 年3 月20 日，美国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的大规模空袭

和代号为“震慑”行动的地面军事攻击，在短短的44 天内即推翻了萨达姆政府。美国宣称，这场战争

的起因是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推翻萨达姆的暴政，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只要我们稍加研究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借口而已，布什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对伊拉克的征服来震慑中东地区，打击这一地区的反美势力，从而保证美国的能源供应。美国自上世纪50 年代起成为能源净进口国，1985 年以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明显加大，2003 年进口量从80 年代中期的430 万桶/ 日增至1220 万桶/ 日(相当于6.051 亿吨)，较上年增长7.9%，

占其国内石油总需求的62%，占世界总进口量26.8%。 其中原油进口量为964.5 万桶/ 日、油品260.9 万桶/ 日，其中，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占其总进口量的近20％。②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大国几乎都是与美国有着各种矛盾的，作为世界第三大储油国的伊拉克③，更是由一个坚决与美国为敌的政权所控制，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为了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杀鸡儆猴”，震慑其他与美国为敌的伊斯兰国家，美国政府才下决心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可见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仍然是美国试图获取中东地区的资源。这一基本结论证明，马克思主义战争

观关于战争起源的观点，仍然适用于21 世纪的战争实践。

二、关于战争的性质问题

战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决定对待战争态度的基本依 据，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它支持正义战争而反对非正义战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侵略别国的战争、反对民族自决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和阻挡社会前进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那些反侵略性质的、民族自决的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战争的真实性质往往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和表象所掩盖。特别是进入当代以后，那些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已经十

分鲜见，代替它的是以各种动听借口发动的战争。战争的发动者往往打着“反对暴政”、“进行人道主义干预”、“防止种族灭绝”、“清除恐怖主义”等旗号，以所谓的推行“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为号召，联合相关国家，对敢于对抗自己的所谓“无赖国家”、“流氓国家”进行干预直至发动战争。因此，出现了形式正义而目的非正义的战争，

如发生在1991 年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从形式上看是一场正义的恢复科威特主权的反侵略战争，


但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击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扩张气焰，以全球霸权遏制地区霸权，以控制中东地区的能源生产和销售，为自己的全球战略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来分析问题，就很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得出错误的结论，影响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当前我们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性质判断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因此，我们在判断战争性质的时候，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依据，同时还要特别关注战争的其他相关因素：如战争的正义性与战争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战争的正义性与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的关系，战争的正义性和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们在关注上述复杂关系时，往往可能失去正确方向而陷入理论的泥潭不能自拔；但如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采取教

条主义的方法，不能深入考察和正确理解上述客观存在的各种复杂关系，那么，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成为僵化的教条，对我们研究当代战争无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三、关于当代战争的制胜因素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3]。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新军事变革，不仅带来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学说的变革，同时也在战术、战法和武器装 备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革。各主要军事大国在纷纷创新军事理论的同时，新概念武器装备也不断地登上了世界战争的舞台，一时间，武器制胜论又大行其道。特别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场不对称性战争，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战争的制胜因素问题。面对当今世界军事强国与弱国之间存在的武器装备的“时代差”，人的因素还是不是制胜的关键因素，还是否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这些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毫无疑问，当代战争正在由信息化战争形态替代机械化战争形态，这一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了武器

装备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时代，考察战争胜负的标准已经随着战争目的的改变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那种以占领他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甚至灭亡其他种族为目的的战争，已经变为以迫使他国屈从本国意志，保护本国的能源和资源产地，以及改变他国对本国政治倾向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换句话说，当代战争已经从以往的“血腥战争”变为所谓的“仁慈战争”，更多的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因此，军事行动的胜

负已经不是评价一场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而能否达成最初的政治

目的则成为评价战争胜负的最根本因素。如果达到了战争的政治目的,我们称之为胜利;如果没有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并 不能称之为胜利,只能称之为赢得了军事,却输掉了政治;打赢了武力,却输掉了和平;赢得了强权,却失去了民心。这是不能称之为战争的真正胜利的。美国近年来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以武力和强权打倒了“敌对国家”的政权,把“民主”、“人权”推行到了巴尔干和中东等地区。但美国的行径也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抗,引发了种族仇恨、民族矛盾、教派冲突、社会动乱、地区分裂、国家内战的浪潮,不仅造成被占领土民不聊生,而且国际公认美军的“胜利”极大地消耗了美国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战争的结局日益走向了发动者和“胜利者”主观愿望的反面。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虽然在战场上击溃了萨达姆，但也使美国的全球战略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不仅在伊拉克失去了民心，也造成的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连美国的一些清醒人士也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在信息化战争中, 战争形态逐渐从大兵团作战转向小型化甚至依托“网络战士”单兵作战,决定因素也从人力制胜转向智力制胜,对人的素质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精神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人的因素的决定作用不是贬值了而是增值了。、

综上所述,人仍然是信息化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关于战争制胜因素的论述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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