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作文之读书治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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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治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真理





读罢《王国维家事》，我愈发感叹：你不该早早地陷入昆明湖的淤泥中。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每每读到这一句，心中便有无尽的惋惜，颇有“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之感。 如今有谁像你一样好学？

十一岁时，你便在父亲深夜不辍地教导下“诗文时艺，皆能成诵”。二十二岁的你离开海宁去上海，在上海又自学日文、英文，东文学社的田冈佐代治教授让你接触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这也是你哲学事业的开端。如果你当时没有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恐怕你就要在《时务报》担任校对工作，直到停刊，年轻的你就错过了与哲学的接触，也许也不会有如此大之成就——我庆幸这些没有发生。

《王国维家事》一书里写道：“书室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然而家具只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而已。正因你嗜书如命，你才有做学问的资本，才有追求真理的资格。那《人间词话》的“境界”才能被你解读出来。

我惊讶于你一个嗜书如命的“文科生”，竟受罗振玉的资助会去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物理。感叹你与罗先生的友谊，但我更看重你“文理兼顾”的态度。你一生只出过一次国，而这一次却是为了学习物理而不是与文学直接相关的东西！

也是“文科生”的我，早就将理综完完全全地忽视掉了，课本也被摞在书架上蒙了一层灰。读到你虽然研究哲学、诗词和戏曲但对物理仍是那幺地重视时，我深觉惭愧。最起码，之后理综课本上不再落灰了，理综课也少了一个趴着睡觉或者写别科作业的学生。 如今又有谁像你一样“心脱于俗谛之桎梏”？

竟是为了什幺？大多数回答很简单：“工作”“等级”“待遇”……唯独没有那最单纯的东西——而你是为了真理，或者说，你“读书治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真理。就像你的学生陈寅恪所说的“盖将以心脱于俗谛之桎梏”，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从世俗道理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你从小“寡言笑”，并不考虑“扬名声显父母”一事，十六岁考中秀才也是从小嗜书如命的必然结果，然而当自己对刻板的八股文兴趣不大，两次乡试不中后，便不再热衷于仕途。想想自隋唐以来，有多少读书人想要考取状元从而光宗耀祖？唐太宗“赚得英雄尽白


头”；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刘凤浩“独眼亦可登金榜”。唯有你不拘一家学说牢笼之限，无论锦衣还是玉石，都比不过那一句真理。

你的小女儿王东明在书中写：“父亲天冷时一袭长袍，夏穿熟罗或下长布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在清华园当教授的你，一双皮鞋、一顶绒帽怎会买不起？“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使你“端端焉力索宇宙之无穷而再现之”，真是“与三光而永光”。

五十岁的你，是研究学问的黄金时代，是思想最成熟、最饱满的时代，而你却选择了投湖自尽。人们对你自杀的原因猜测了许多：“殉清”“逼债”“惊惧”……但我只相信陈寅恪先生碑文所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你“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也许这是无可免之悲剧罢，真理之不探索，思想之不自由，于你而言，与亡无异。

你在《人间词话》中言：“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初读此段，便有“断章取义”之感，“这些词不都是写爱情的吗？”但细细琢磨便发觉“断章取义”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你凭借自己几十年求学追真的经历，从词中探到了人生的境界，便得以自成高格。假如你当时没有选择投湖，而是活下去，那幺在你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是“文革”之后，会不会对人生有更多领悟？还是仍重演昆明湖的悲剧？我无法可想。

“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岁月路过一季又一季的春暖花开，也在你的眼里刻下了沧海桑田。鱼藻轩不是你的终点，昆明湖也不会使你沦陷。你对文学的生命承担，你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将被镌写于历史的长河中，待后人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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