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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魏晋玄学与道、儒、佛三家的关系
作者：陆晴晴
来源：《速读·上旬》2015年第11期
摘 要：玄学作为一种高深的哲学思想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魏晋玄学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了当时道、儒、佛三种主流思想的影响，对它们既有吸收，也有改变，从而趋于符合魏晋名士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 关键词：玄学；道；儒；佛；魏晋
“玄学”一名源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这种深奥的哲学到了魏晋时期达到鼎盛。魏晋玄学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时三大主流思想道、儒、佛家的影响，在与三家思想融合、偏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魏晋玄学与道学
对于玄学和道学的界定经常混淆不清，从严格意义上讲玄学并不等于道学，玄学吸收了部分道学思想，并且玄学思想的形成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绚丽函着玄智，玄智者道心之所发也”，玄学提倡清心寡欲的道家理念。
庄子在《大宗师》中提出的道家理念是：“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他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何晏在《无名论》中说：“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何晏把“无”抬高到与老庄提出的“道”同样的地位。王弼在《老子注》第一章就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老庄思想是“绝圣弃智”，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却认为“圣人体无”，可见魏晋玄学明显与道家思想不同了。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权力更替，统治腐朽。士人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为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心中常有郁结不得抒发之情。面对这种时代的高压，他们唯有寄身自然，放浪形骸，远离政治围场，那么以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无疑是最佳选择，恬淡无为，顺其自然，高蹈出世。故而，魏晋名士都非常重视玄学，崇尚老庄，常言养生、服食之事。 二、魏晋玄学与儒学
儒家思想在汉代时达到了高峰，一度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场景，然而到了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儒学既不能治国安邦，又不能消灾避难，因此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不入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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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僭越皇位，名教的虚伪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引起士人们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又假借名教来诛除异己，名教被彻底改变了之前风雅入世的面目，沦为魏晋名士声讨的伪儒学。士人矜高浮诞，旷达风流，承老、庄之余韵，弃儒家之礼度，振起魏晋玄风。在魏晋这个充满动荡的时代，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颠覆，玄学是反对儒家教条礼法的，它里面的不少消极避世的成分，与儒学积极用世的思想相悖而行。魏晋玄学是政治形势、社会格局以及思想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新思想一旦确立，儒家思想势必遭到压制。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把玄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阮籍笔下的儒家君子，“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大道陵迟”，“造立仁义”，“制其名分”，“劝学讲文”，结果“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鹜而不觉”。嵇康、阮籍把魏晋玄学对名教的批判推到了顶峰。但他们仍保留着传统儒学的印迹。阮籍直指“礼法之士”假仁假义，却又寄身于司马氏门下“委曲周旋仪”。嵇康在他的《家诫》中也有极为鲜明的表现，嵇绍忠臣烈子的事迹正是嵇康儒家教化的深刻体现，他在玄学超然物外的精神之下始终还是未能摆脱儒学思想。 三、魏晋玄学与佛学
佛学自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国，在魏晋时可谓兴盛一时。玄学和佛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玄学家不信鬼神，不崇权威，追求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适情任性的现实生活；佛教尊崇佛祖释迦牟尼，宣扬人生有地狱之苦和因果报应，将种种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处于魏晋这个时代大环境下，玄学和佛学有了契合点。
第一，玄学贵在“以无为本”，这与佛教中的现实虚无思想一致。第二，两者都微妙虚渺。玄学以“道”为事物的最高法则，但是道“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圆关其内”。佛教奉“佛”为最高人伦典范，但其“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第三，玄学中企图自我解脱、超越现实的思想，也与佛教中的寄予来世思想一致。
在魏晋清谈界的佛教徒中，支道林名望最大。他对《庄子》特别有研究，《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其《逍遥论》中，他用佛家的空观阐释逍遥的意义，试图用佛学来浸入玄学，玄佛合流的思想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
佛学中的思想与玄学相结合，为人们所接受，给予了长期处于不安、惶恐、痛苦的人民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心灵慰藉。在这个时期，魏晋名士研究佛理佛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竹林七贤领袖阮籍、嵇康就喜读佛学，山水派大家谢灵运一生好佛，与当时高僧慧远交好。玄学与佛学的进一步交融，丰富了玄学的内涵，也使佛学适应魏晋的政治社会情况而进一步为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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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魏晋玄学追求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玄远的精神境界，提倡从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契合中去领悟“道”的具象，从而获得一种审美的享受和超然的人生境界。玄学作为一种“玄之又玄”的哲学，它并不是突然兴起自成一家的学问，而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紧密结合产生的。尽管它与三家思想还存在诸多矛盾，但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渐走上了一条整合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武秀成译注.嵇康诗文选译[C].四川：巴蜀书社，1991 作者简介：
陆晴晴（1989～），女，汉族，河北衡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c4a5b01eb04e852458fb770bf78a6529657d3510.html
2023-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