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农民工当成后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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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农民工当成后娘的“养子”



按：德鲁克在他的这本《管理新现实》中说，在工业社会里，真正的佼佼者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中最得宠和受益最多的一群人。与从前的工人相比，他们并不需要更好的技术或更多的知识，工作强度比较低，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却可以在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上成为“中产阶级”。现在，他们变成了“另外一半”——然而，社会却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不到重视的养子。德鲁克的如上说法也正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德鲁克在文中说的是产业工人，在国内我们可以看成两类人：蓝领工人和农民工。这两类人在中国也应该成为“另外一半”了。还是让我们原汁原味的读一下德鲁克的思想吧：产业工人是“另外一半”还是“养子”？我们必须重视蓝领工人和农民工。 现在，知识工作者正在所有发达国家迅速成为社会主导团体，可是知识社会中也有一些反文化势力。企业社会的主导团体——产业工人，正变成社会的“另一半”，他们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由于未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失去了获得知识工作的机会。

在20世纪，社会变迁的迅速和剧烈程度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家庭仆人一直是每一个社会主要的社会阶级，但现在几乎已经在发达国家消失了。在20世纪的发达国家中，虽然农业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部门都快，但农民却成为社会的少数团体。几千年来，农民——不管是种田还是饲养家畜、家禽——所代表的就是文明，然而，在20世纪的社会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并不是这些古老阶级的衰落，而是产业工人的兴起和没落。

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注意到产业工人这个社会新现象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即将翻身的预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写的《共产主义宣言》，与其说是对社会现象的诊断，倒不如说是一种预言。到1925年时，制造业的蓝领工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已经成为最大的职业群体。到了1950年，蓝领工人和他们所组成的工会已经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的主要政治势力。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产业工人开始急速没落——最初是在劳动人口的比例上，接下来是在人数上，最后是在政治势力和影响上。他们没落的速度甚至比他们的兴起还要快，到2010年，他们在发达国家中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会跟今天的农民差不多（大约是劳动人口的5%～10%）。他们的组织——工会，到底能不能生存下去，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工会即使能生存下去，也不再是传统的角色和形态了。 矛盾的是，促使产业工人快速兴起的力量，最后却导致了他们的没落，这股力量就是“知识”。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都认为，工人只有更勤劳、工作时间更长，才能生产得更多。可是，一位名叫泰勒（Frederick W.Taylor）的美国工程师却做了一件别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他把体力工作当成一个值得研究和分析的题材，认为增加生产的真正要诀在于讲究工作方法。泰勒在1911年写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不仅促使生产大幅提高，而且使工资增长、产品价格降低，更因此促使产品需求量增加（除非工厂先大幅提高工资——有时甚至提高3倍，否则泰勒拒绝接纳它为客户）。如果不是泰勒，产业工人的人数一定会增加得很快，可是他们一定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事实上，蓝领工人的人数越增加，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却越变成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且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保守。

知识的另外一个用途——在1970年以后十分风行——是分析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的重点并不是机器（“自动化”这个名词错得很离谱）。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明白了这个道理，它共花费了300亿美元在机器人上，可是所需要的员工和成本却没有减少，而质量也没有改善。自动化生产是一个以信息为中心的系统，这个系统一旦设计好，人工工作的需要很快就会大幅减少，而生产的重心——特别是在制造业——则从做粗工的工人转移到知识工作者身上。这种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中产阶级职位，比它所淘汰的蓝领阶级职位还要多。整


体来说，这种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好处，就像过去100年来创造待遇优厚的蓝领职位一样。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过程并不会造成社会问题，也不会有造成“分裂”或引起新“阶级斗争”的危险。即使是那些受这种转变影响最大的团体——美国的黑人、英国约克郡的钢铁工人、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几乎每个人都有兄弟、堂表兄弟、叔伯舅舅或姨妈、姑妈受过良好的教育，成为知识工作者。 过去那种只要有工会会员证，不需要任何技术或知识，就可以得到舒适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极端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为了成为知识工作者，有越来越多出身劳动阶级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而那些未能亦步亦趋的人处境则更加恶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越来越被有成就的人鄙视为智商不足、二等公民或“问题”人物。这牵涉到的问题并不是金钱，而是尊严。 由于缺乏足够的教育而无法成为知识工作者的人，在每个社会都必然为数不少。像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40岁以下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4读完大学，另外1/4则在读完高中后受过专业技术培训，他们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护士、法律事务所的秘书、时装采购员、平面设计师、计算机技术员、牙医以及其他上千种知识密集型工作。这些人都知道如何学习，也能够利用美国教育系统所提供的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和升迁机会。 但是，美国的劳动人口中还有一半无法成为知识工作者，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比例更高。事实上，非知识性的工作岗位仍然有很多，要把这些岗位填满甚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变迁背后真正的问题是社会地位、认同和自尊，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让非知识性的工作——所需的技巧通常很少——变得有生产性，而让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拥有自尊。最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应用到像清扫地板、铺床和照顾老弱患者之类工作上。有两家提供普通建筑和住宅维修服务的大型公司（一家是丹麦公司，另外一家则是美国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十分成功的营业网。这两家公司能够让从事粗活的员工发挥生产力，拥有自尊和发展机会。美国一些大医院也是如此。这些例子只是个开始，但却证明了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而且非做不可。

在19世纪，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如天之骄子。现在，虽然大多数人还这样认为，但是经济学家早就知道，资本家早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时了。在工业社会里，真正的佼佼者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中最得宠和受益最多的一群人。与从前的工人相比，他们并不需要更好的技术或更多的知识，工作强度比较低，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却可以在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上成为“中产阶级”。现在，他们变成了“另外一半”——然而，社会却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不到重视的养子。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管理新现实》

德鲁克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我们认为，德鲁克不仅是管理学教父，他还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生态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了不起的小说家。追随德鲁克，一定要读东方版德鲁克，深刻领悟“大师中的大师”的社会见识和对人性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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